在辽宋夏金对峙时期，金人一直自称“中国”。 在《金史》 一书里，“中国”一词共出现 14次，除了 3 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金人如此强烈地自称“中国”，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当时金人对“中国”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
金人自称“中国”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一词在历史上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和中原政权。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宋、郑等看成中国，而将中原以外的秦、楚、吴、越看成夷狄。 到了秦朝占据中原、统一六国以后，秦又成了中国的代表，此后，人们常常“谓中国人为秦人”。两汉据有中原，也是中国。 到了三国时期，因为魏国据有中原，魏国也被看成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不被看成中国；吴国更被视为边鄙，比如，孙资就曾说过：“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诸葛亮也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吴、蜀都承认占据中原的魏国是“中国”，甚至有人视吴、蜀为夷虏。 隋唐都占有中原，也被视为中国。
五代十国时期，也是将占据中原的梁、唐、晋、汉、周视为中国，而认为“四夷、十国，皆非中国”；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虽为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政权，但由于他们占据中原，仍被视为中国，十国虽多为汉人建立的政权，但由于它们不在中原，也不被视为中国。 继五代之后而起的北宋，占有中原，也被视为中国。 可见，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指中原地区，主要的是一个地域概念，并由此引申为中原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杜荣坤曾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就是这个意思。
金人进据中原以后，即沿袭汉族儒士这种“中原政权即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自己占据中原，就是占据“中国”，《金史·哀宗纪》 所说“太祖、太宗威制中国”以及《金史·兵志》 所说“及其得志中国”之中的“中国”，就是这个意思。 金人张行信所说“魏晋以降，刘、石、燕、秦迭据中国”，以及宋人王明清所说“虏人（指金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等等，都是用中原及中原政权来代表“中国”。 金章宗时，金人曾对宋人说“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也是以淮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曾屡次归属北朝等史实，来表达他们用中原政权来代表“中国”的思想。 金朝末年，修端曾说“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认为金人占据了“中国”，也是用“中国”一词指称中原。
金人以为，他们占据了中原就是占据了“中国”，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称为“中国”。 从现存史料来看，金人自称“中国”，多依据于这一理念。 如，海陵王完颜亮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单氏表示反对，曾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开封），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梁珫则劝完颜亮伐宋，“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金世宗时，由于北边蒙古兴起，不断南下骚扰，逐渐成为金朝北边威胁，“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修界壕）以御之”，李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不同意，说“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 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 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 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
后来，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等等。 这些史料中所说的“中国”，显然都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 金章宗时期，宋人韩侂胄为了树立盖世功名，积极准备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会败盟，完颜匡说：“彼（指宋朝）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指南宋改年号为“开禧”），岂忘中国者哉。”独吉思忠也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毫无疑问，这两条史料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是指金人所占据的原北宋的中原之地，并引申为整个金朝。 后来，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宋将吴曦叛宋投金，《金史》 说吴曦“恃中国为援”，也是指吴曦要以金朝为援，所说“中国”仍指金朝。
金章宗后期，由于金人大量购买宋人茶叶，引起财政紧张，“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将宋与“中国”对举，“中国”一词也是指金朝。 后来，蒙古为了进攻金朝而先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朝求援，金章宗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没有答应西夏的请求。 金宣宗贞祐初年，“中国仍岁被兵”，在蒙古进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驻中都（今北京），赵秉文乘时上书言三事，“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 大约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塞，车驾幸山东为便”。这几条史料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指金朝。 金哀宗时期，面对蒙古的进攻，形势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哀宗曾说：“北兵（指蒙古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
这里将蒙古、宋人与“中国”对举，“中国”一词无疑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 后来，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曾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十分自然地称金朝为“中国”。 至于李纯甫著《中庸集解》 、《鸣道集解》 等书，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以金朝为“中国”，更为大家所熟知。 可见，金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即继承汉儒有关“中原即中国”的理念，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民众，都以“中国”自居。 从中可以看出，金人对金朝即是“中国”的认识，并非一两个人的认识，而是金朝上下十分普遍的认识。 金人这种以自己进入中原地区即为“中国”的理念，经金末杨奂等人概括，更具理论意义。
杨奂主张南北朝时期应以进入中原地区的北魏为“正统”，他说：“舍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认为北魏进入 “中国”（中原）地区就是 “中国”，应以“正统”视之。 同一道理，金人进入“中国”（中原）即为“中国”，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金人对“中国”的这种认识，虽然不为大多数宋人所接受，但宋人中也有人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承认金人占据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并引申金朝为中国。 如陈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劝皇帝不要 “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经略荆襄，“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陈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
金人自称“中国”的另一理论依据是“夷狄用‘中国’（中原）之礼则中国之”，“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历史上“中国”一词除了指中原地区以外，还是一个文化概念。 关于历史上“中国”一词的文化意义，学者们多有论述，均认为孔子十分注意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变。 韩愈在概括孔子这一思想时说：“孔子之作《春秋》 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属于哪个民族，只要遵循中原之礼就是中国华夏，遵循夷礼就是夷狄。 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夷狄以及中国和夷狄可以互相变化的思想，为后来许多思想家所接受。
董仲舒就曾指出：“《春秋》 无通辞，从变而移。 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唐朝的皇甫湜也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 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北宋李觏也持这一观点：“夷夏奚若？ 曰：所谓夷者，岂被发衣皮之谓哉？ 所谓夏者，岂衣冠裳履之谓哉？ 以德刑政事为差耳。 德勉刑中，政修事举，虽夷曰夏可也，反是，则谓之夏可乎？”程颢和程颐也说过，中国“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赋予“中国”以文明之意，文化的意义大于种族意义。
辽人即接受了这种懂礼即为中国的观点，为学者们所熟知的《 松漠纪闻》 曾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 论语》 ”，“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 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即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中国”和“四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国”无异，也属于“中国”。
金人继承了这种按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思想，进入中原以后，受汉儒思想影响，有时不将夷狄看成一种民族，而认为夷狄是汉人所说的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不愿意称自己为夷。据许亢宗《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记载，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等出使金朝祝贺金太宗即位，行至咸州（今辽宁开原），“及赐宴毕，例有表谢”，许亢宗遂按照惯例，拟就一表，其中有“祇造邻邦”一语，金使援引《 论语》 有关“蛮貊之邦”的记载，认为宋使有“轻我大金国”之意，要求许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写谢表奉上。后来，许亢宗虽然没有重新撰写谢表，但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金人已经了解汉儒有关“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的思想，耻言自己为夷狄蛮貊，开始有了不承认自己落后，认为自己也是“中国”的思想意识。
到了金熙宗即位前后，随着女真汉化的深入，特别是受汉族儒士的影响，金人更是将中国和夷狄看成尊贵和卑贱的代名词。 如，《 金虏节要》 一书曾记载，金熙宗完颜亶“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引者：此为宋人的中国观，指汉人及中原王朝）儒士教之。 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 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
作为女真贵族的完颜亶，因为自己学习了汉文化，即自视为尊贵的汉人，视那些没有学习汉文化的女真人为“无知夷狄”，而那些没有学好汉文化的女真贵族也视完颜亶为“汉家少年子”，即认为完颜亶变成了汉人。 显然，金熙宗和女真旧贵族在这里所使用的“汉”和“夷狄”的概念并非民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的文化概念，“汉”即是“中国”的代名词；也是汉族文明的代名词；夷狄蛮貊则成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成了女真由夷变汉以后女真称那些相对落后之人的代名词，有时也成了金人攻击和谩骂南宋等国的代名词。
完颜亮更是反对以民族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认为应该以文化和事功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 他对汉儒中流行的“华夏尊贵，夷狄卑贱”的传统思想十分反感，一天，他对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参知政事蔡松年说：“朕每读《鲁论》 ，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对汉儒视“夷狄”为卑贱的民族大为不满，他认为中原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区、或按照民族来区分贵贱尊卑是不对的，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被中原汉人视为卑贱的女真人特别是他这个女真皇帝也是尊贵之人，并不比中原汉人差。
又载，一天，完颜亮“读《晋书》 至《苻坚传》 ，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对史家所修《晋书》 没有把苻坚放到记载皇帝之事的《本纪》 中去写，而是放到与将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载记》 中去写，大为不满。 在完颜亮看来，苻坚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取得了“雄伟”的事功，也应该是中国正统。 显然，在完颜亮那里，区分中国和夷狄的标准也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和事功。
金人虽然一再自称为中国正统，但仍不被金朝以外的受“华夷之辨”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些汉族人士所承认，于是，完颜亮又援引《春秋公羊传》 “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大一统”观念，试图统一全国，让金朝以外的各族人心服口服地承认他是中国的正统皇帝。 因此，他曾多次谈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等思想观念和主张，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
完颜亮攻宋失败以后，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到了金朝末年，经赵秉文等人进一步论述，这一意识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 一文中，援引韩愈的话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认为中国采用夷狄之礼就是夷狄，夷狄采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 在此基础之上，赵秉文又进一步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 汉者，公天下之言也”，作为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 赵秉文在这里所说的 “汉”，就是 “中国”。 他认为，是否应该称曰“汉”以及是否应该称为中国正统，标准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族属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汉”，认为应该以“道德”作为区分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 可见，赵秉文进一步发挥了用文化来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亦即发挥了用文化区别中国和夷狄的思想。
金末元初的杨奂，也大体上提出了与赵秉文相同的理论，他认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即认为，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称中国正统，反对“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即反对用种族世系和占有地域的情况作为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 所论“王道”，强调得“天下臣民之心”，“敦道义之本”，显然与赵秉文所论“有公天下之心”即为中国正统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意。
以上可以看出，金人反对以民族区分中国和夷狄，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与夷狄，认为夷狄只要懂礼，由后进变为先进，就可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也就变成了夷狄。 金人认为他们懂礼，就应该称“中国”，这就是金人自称“中国”的另一种理论依据。
有人认为，金人自称“中国”，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金人虽然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思想和主张，极力称自己为“中国”，但并没有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众所周知，金人元好问曾将自己编撰的有金一代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 元好问在这里所用的“中州”一词并非源于他的诗作“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而是取历史上“中州”即为“中国”之意。 据《汉书》 记载，司马相如所作《大人赋》 有“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一语，唐颜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北宋邢昺为《尔雅》 作注疏时也曾说：“中州，犹言中国也。”元好问将其编撰的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 ，显然寓有金朝就是“中国”之意。 元好问虽然以金朝为“中国”，但他并未将金朝以外的有关人物排除到“中国”之外。
据由宋入元的南宋遗民家铉翁所说，元好问不仅将那些“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视为“中州人物”，也将那些“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的人物视为“中州人物”，认为“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 说明元好问不仅以中原为中国，以金朝为中国，还按照“道统文脉”的文化标准，将那些“虽在万里外”，但“道学文章为世所宗”，有“功化德业”者称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南北地域观念去区分中国。 按照这一思想认识，元好问在他的《 中州集》 中不仅收录金朝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宋建炎以后”，出使金朝被留以及“留而得归者”的作品。
家铉翁对元好问“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十分感慨，曾满怀深情地说：“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 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从家铉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元好问不仅用“中州”指代中国（金朝），也用“中州”指“九州四海”，指“天下”，赋予“中州”、“中国”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义。 充分说明，元好问虽然以金朝为“中国”，但他并没有将金朝以外的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王若虚也是一位主张以金朝为正统，但并不将金朝以外的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的学者。 学界均认为，金朝争正统的意识十分强烈，其实金人争正统，并不是为了将同时存在的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不过是为金朝争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便得到各个政权的承认，更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而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均是如此，并非中国和外国之争，而是“中国”内部各个政权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谓的政权合法性之争。 比如，班固《汉书》以汉朝为“正统”，以王莽的新朝为“非正统”，并非认为王莽的新朝不属于“中国”；隋朝以继北朝为中国正统，并非认为南朝不是中国。 实际上，古人所说的正统多指中国正统，非正统则指中国的非正统，除一些持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亦非中国之观点的汉族儒士以外，多认为，无论是正统还是非正统，都属于中国。
就连华夷之辨思想比较严重的宋末元初文人郑思肖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思想，他曾指出，有些朝代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如，“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可以称正统，“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唐朝也“不可以正统言”，认为夷狄所建政权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他明确表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非正统政权也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 其实，早在郑思肖之前，司马光等人就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都是“中国”的思想，比如，他在《资治通鉴》 一书中就曾指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认为在政权分立割据之时，不必区分正统与非正统，对待各个政权应该像对待“古之列国”如春秋时期的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皆被视为“中国”一样，也应该承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 司马光的分裂时期不必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思想，可以解释为都不是正统，也可以解释为都是正统，即承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实质上是一种多统思想，也就是说，司马光已将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都看成中国内部的分裂政权了。
金人王若虚对司马光的这一论述十分赞赏，谓：“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 有罪则伐，无罪则巳，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宣称“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允许有分立割据之时，而分立割据时期的各个政权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区分正统与非正统。 可见，王若虚也没有将分立割据时期的各个政权排除在中国合法政权之外。
实际上，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是元好问、王若虚两个人的认识，而是金朝大多数人的认识。从史书记载来看，金人自从建立政权之始，就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
据《大金德运图说》 记载，金朝后期，章宗和宣宗曾组织“德运”讨论，“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以为，圣朝先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明确提出金朝应该承辽水德以为木德的观点，这不仅说明金人自称中国正统，也说明吕贞幹等人承认辽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并没有将辽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当时，持金朝应该承辽统以为正统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反映出这种思想仍有一定影响，就连金章宗都曾表示：“吕贞幹所言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实际上，金朝前期一直以辽朝的继承者自居。 据《 三朝北盟会编》 记载，金政权建立不久，就曾“遣人使大辽，以求封册”，无疑是对辽政权的一种承认。
金人灭亡辽朝，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其所上降表中称“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 奄有大辽，权持正统”，公开以中国正统自居。 那时的金人也应该从辽人那里接触到有关中国“正统”的观念并开始以取代辽朝正统而自居了，这从天会四年（1126）金军攻至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给宋钦宗的国书中称“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等记载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此后，金朝多数人都没有放弃继承辽朝的立场。 陈学霖认为金章宗在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之前，曾一度以水德为运，可能是袭用辽朝之水德。
刘浦江认为“袭用前朝之德运在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但他在此论之前讲述辽承晋统之时，说“唐为土德”，五代时的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在此论之后讲述北魏承继曹魏之统时，又引用何德章的观点说“一说（北魏）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汉火德为土德，故北魏亦从土德之运”。 既然历史上已有袭用德运之说，那么在金初金人对德运学说尚缺乏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袭用辽朝水德以表达其继承辽朝正统的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实，刘浦江所承认的金朝前期以“金德”为运，也没有按五运学说去承袭。 刘浦江虽然反对陈学霖提出的金朝前期承辽的观点，但他又注意到，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 ，其中第二次从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泰和七年（1207），前后竟达 18 年之久。 据金朝末年的修端说，章宗“选官置院，创修《 辽史》 ，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 辽史》 ”。这里将金章宗罢修《辽史》 的原因说成金人欲承宋统。 说明在此之前，金朝有很多人主张不论所继或继承辽统，不然不会再有“欲承宋统”之说。
直至金朝灭亡的 1234 年，几位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应该如何修撰国史时，修端极力反对将辽、金二史附于宋史以为载记的观点，认为“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簒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 修端认为将来修史时，辽史应为“北史”，金史也应为“北史”，就是一种金继辽为正统的思想。 可见，自金人建立政权之初直至金末，一直有人主张金朝应该继承辽统，这不仅表明金人以中国正统自居，也说明金人承认辽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就是在金章宗御定金朝继承宋统以后，仍然有人主张金朝应该继辽为正统，仍然没有将辽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金人在承认辽朝为中国以及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没有将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 据史书记载，金人在初起之时，一直以北宋为中国，如：金人进据燕山（今北京）以后，宋使赵良嗣再次使金向金太祖请求归宋燕山等地，金太祖回答说：“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宋使“又索云中（今山西大同）一路”，金人则回答说：“云中久为我有，中国安得之？”后经宋金反复交涉，金人同意将燕京等地交还北宋，但要将燕地人户北迁，遂于“宣和五年（1123），驱燕山士庶，多有归中京、辽水者，云：‘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这几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指北宋。 金人灭辽以后，虽然开始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但仍称北宋为“中国”。
如：金人第二次攻宋，完颜希尹等主张先取两河，再取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不同意说：“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可见，金人在灭辽以后仍然称北宋为“中国”，表明金人不仅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也承认北宋的正统地位。 金人灭亡北宋以后，自称中国正统的意识不断强化，但仍以北宋为“中国”，同时南宋是北宋继承者的事实，又使他们意识到很难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金史·杲传》 载海陵王完颜亮曾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实际上等于说，没有统一南宋，就不能成为正统，无疑是他对南宋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哀叹。
世宗虽然声称“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意欲向天下表明，金朝没有统一南宋，也可以称正统，但他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如：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的《 册命仪》 中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无疑是在说金人学习“中国”的立太子制度，这里的“中国”绝不会指女真，应该指汉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 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南宋也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按此理解，金世宗所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应该指包括南宋在内的一切汉人建立的政权，应该不会将南宋排除在外。 金章宗倒想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在他组织的“德运”问题大讨论中，甚至有人主张越过北宋直接继承唐朝为正统，将北宋也列入闰位。
金人争正统，无非是想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与汉文化接轨，以便让各个政权承认金朝的合法地位，但他们将自己曾经承认过正统地位的北宋政权排除到正统序列之外，显然有失金人争夺正统地位之旨意，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至于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倒符合金章宗的主旨，但如何割断北宋与南宋的联系，又成了难题。 因此，章宗时期的德运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大多数人都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 比如，金末刘祁曾说，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有文化之涵义，是指“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所建政权的文化。
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按此理解，刘祁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包括南宋在内的汉人及汉人建立政权的文化。 如此说来，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 再如，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多寓为现实政治服务之义，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宋代特别是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以为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似乎不确，但以为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 因为北宋立国中原，在其没有完成统一“十国”之时，与曹魏相似，“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多主“魏正蜀闰”之论；而南宋则偏居南方，与当年的蜀汉相似，所以多主“蜀正魏闰”之说，“纷纷起而帝蜀”，皆具有为自己争正统之意。
在南宋时期兴起的魏蜀正闰讨论中，金人并没有反对南宋人的观点，也多持“蜀正魏闰”之说。 赵秉文就在《蜀汉正名论》 中，极力反对陈寿等人“以魏为正，以蜀为闰”的观点，认为蜀汉“上则为三王之学，下不失为汉光武”，有“公天下之心”，虽为“僻陋之国”，但仍为中国正统。金末杨奂也主“蜀正魏闰”之说，据说杨奂读司马光《 资治通鉴》 ，“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对司马光 “《 通鉴》 帝魏”大为不满，“遂修《汉书》 ，驳正其事。 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 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
后来，杨奂见到朱熹的《通鉴纲目》 已将司马光《资治通鉴》 “以魏为正”改为“以蜀为正”，“其书乃寝”。由于杨奂没有完成其驳正司马光《资治通鉴》 以魏为正的论著，我们无从知道他在其书中是如何论述自己的观点的，但从他所作《正统八例总序》 中可以看出，他反对以“世系土地”作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主张以“王道”作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认为“（王）莽（曹）操之恶均”，都应该列入闰位，可历史上多“却莽而纳操”，以曹魏为正统是不公平的，主张以蜀汉为正统。 赵秉文和杨奂都是视金朝为正统之人，但他们又都主张“蜀正魏闰”，无疑含有并不否定南宋之意。
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如何修撰国史时，仍然有人认为“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淮以南，赵氏不绝”，仍主张以宋（包括南宋）为正，以金为闰，“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即主张将来撰写辽宋金历史时，应以两宋为正统，像《晋书》 一样，将辽金列入载记。 这说明，金章宗意欲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的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仍然有人主张以南宋为正统，以金朝为非正统。
实际上，即使金章宗等人意欲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的主张为多数金人所接受，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并非“中国”和外国之争，所论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莽汉正闰之争、魏蜀正闰之争等均含此义，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仍有金朝遗民主张金朝是非正统，也是这个意思，并非说金朝不是中国。从这一思路和认识出发，可以看出，金朝虽然有人主张将宋朝排除到正统之外，但并非将宋朝排除到“中国”之外。
实际上，这时的金人已经萌生了多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 金朝初年，在他们对华夏正统思想没有深刻认识的情况下，附会华夏正统思想，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但同时又不否认宋朝为中国正统，就是一种多统意识。 金人灭亡北宋以后，仍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虽然有人主张改以继承北宋为正统，但似乎没有占据主流，社会上仍然无法否定南宋的正统地位，也是一种多统意识。 后来，随着金人对正统思想理解的深入，出现了章宗试图变多统为一统的“德运”大讨论，并下诏以继承宋统自居，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有了宣宗时期的“德运”问题的再次大讨论，也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修端提出以辽史和金史为《北史》 、北宋史为《宋史》 、南宋史为《南宋史》 的修史方案，正式提出了辽、宋、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 这种思想对元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几经争论之后，终于由脱脱拍板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 脱脱等人所确立的辽、宋、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是对金人多统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实质是对辽、宋、金都是中国的一种承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人虽然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将辽、宋排除到“中国”之外。 作为分立对峙政权，他们承认辽、宋、金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不同政权，各有自己的国号，互为外国；但作为“中国”，他们又认为辽、宋、金都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古代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多元一体”意识，或称“中华多元一体”意识。 金人的这种认识，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