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时代而行的锁国
在思考锁国这一日本近世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时，我们也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点：即在一般的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愈加发达，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愈高。然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恰恰相反，在17世纪各国对日贸易都取得很大发展时，日本却“锁国”了。然而，所谓的“锁国”并不是把日本封闭起来，或者日本自我封闭起来，日本仍然与中国和荷兰保持着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作为“锁国”过程重要一环的1635年禁止朱印船渡航海外以及1639年驱逐葡萄牙人，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开放”的一种逆反。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特殊性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德川时代的日本身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对外贸物品需求有限，同时日本人对丝织物这样的奢侈物品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到了江户时代，世事安定，其需要）增加到每年30、40万斤。很多年份输入达60万斤，但若是超过40万斤便会因供给过剩而价格下跌。各国相同的对日贸易结构，加之30年代各国对日贸易的发展，使幕府不难于获得外贸物品的稳定供应。
其二，时代的特殊性使西葡两国采取贸易与布教于一体的方针，同时也使德川幕府面临天主教传播和对外贸易的两重困境，这成为幕府断绝既存经济文化交流一个侧面的另一原因。
其三，各国来日船只都有相对固定的贸易地点，或者采取商馆制度，幕府也对各国贸易船只和人员严加限制，例如，西葡船只只能停泊于长崎，荷英船只只能停泊于平户。这使日本人与外界的接触无论是在区域上还是在人数上都很受限，开放的速度和程度都大为减缓。可以说，幕府看似逆时代而行的“锁国”，都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内部包含着一种时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633－1636年，德川幕府相继发布了四次锁国令，终止了朱印船的渡航，对各国来日船只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同时幕府内部也开始商讨驱逐葡萄牙人的相关事宜。1637年，爆发了岛原之乱，使幕府看到了天主教在日本国内影响的强大和深远，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威胁，这促使幕府驱逐葡萄牙人的态度更为坚定，“锁国”政策向完成方向进展。
岛原之乱：幕府禁教政策的破产
岛原之乱是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旧领地的岛原半岛、小西行长领地的天草岛等地的基督教徒，由于新领主松仓重政和寺泽广高等人的大肆镇压而演化成狂热信仰的反幕府暴动。1614年，幕府发布全国性禁教令后，因为此地教会基础深厚和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广大信徒和传教士潜伏的理想之地。从澳门和马尼拉潜入的传教士也往往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登陆之地，因此，岛原的天主教基础异常广泛。
将军德川家光新近任命的藩主松仓重政并非天主教信徒，并且承担了他所不能胜任的军役，因此其上任后便横征暴敛，惨无人道地屠戮教徒以赢得家光的信任和赏识。1635年，岛原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松仓不仅不采取缓和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压榨教徒，最终于1637年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天主教徒大起义。
起义军拥戴年仅16岁的“天童少年”天草四郎为领袖，以天主教为纽带将广大信徒群众集结起来，悬挂天主圣像，扬起了绘有十字架的旗帜。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8000人，占据松仓氏仓库所在地——原城，与幕府军相对峙。从12月10日起，幕府派12万大军镇压，仍然无法扑灭起义。1638年，幕府军队指挥松仓重昌被击毙，幕府军只得请求荷兰帮助。最终义军寡不敌众，城破战败。
岛原之乱是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反封建斗争，正是这种宗教色彩及天主教信徒视死如归的忠诚极大地刺激了幕府，它标志着德川幕府自建立以来一直努力实行的贸易与宗教分离政策归于破产，禁教政策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它也使幕府认识到，只要存在葡萄牙船渡航日本，传教士的潜入及其与国内信徒的勾结便不能断绝，这促使幕府将禁教的政策转变为彻底的驱逐葡萄牙人，他们认为，天主教徒会随着葡萄牙人的离去而在日本国内彻底的消失。
但是幕府也并不是在岛原之乱后就立即断绝葡萄牙船的来航，1638年仍然有两艘葡萄牙船来航日本。这正如日本历史学者岩生成一先生所说言：“德川幕府并不是为了镇压天主教、全然不顾牺牲所有的贸易利益而盲目的断然锁国，而是所做的一切都在考虑经济问题。下面我们就此展开分析。
崛地而起的新帝国荷兰取代葡萄牙
从世界总体范围来讲，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英国等新型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代了西葡等老牌殖民帝国而夺取了世界霸权，这种地位的确立是由荷英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导致的，其中既包括经济扩张，也包括军事占领。具体到东亚范围内，荷兰自16世纪末开始进出于“东印度”地区，于此同时也开始在海上捕获西葡两国船只、陆上封锁其军事据点的行动，这既需要经济上的强力基础，又需要军事上的坚固后盾，其中，军事又起了某种先导作用。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到平户商馆之间建立了为数甚多的贸易据点，其功能也各不相同。荷兰根据各地物产的不同，进行亚洲间贸易。在这种亚洲间贸易中，线路和规模最大的是连接日本、南亚和东南亚大陆的三角贸易，荷兰船在南亚地区购入面向东南亚地区如柬埔寨和暹罗的棉纺织品等物资，又将在东南亚地区购买的生丝、苏木及一些海产品输入日本，再将在日本换取的银送往南亚。日本作为整个航路终点的商品售出地，完成商业资本的最终升值，从而平户商馆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资金分配地。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着力扩大对日贸易，在1601年后曾屡次试图打开对华贸易大门，获取对日贸易物资。失败后于1624年占领全部台湾岛，与中国沿海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开展合作，双方于1628年达成为期三年的贸易契约，使台湾成为荷兰对日贸易的获取地。例如1637年，从各地来航日本的荷兰船共14艘，货物总价值2460733盾，其中来自台湾的商品便高达2042302盾，占总输入值85%以上。另一方面，荷兰仍不满于此，积极致力于打开对华贸易大门，于1635年进攻葡领澳门。
德川幕府既然早已不满于葡萄牙船的对日贸易，并且制定了远征吕宋岛计划，因此其对周边各国事态及各国军事实力状况不可能不关心。幕府上层统治者对荷兰的强势军力早有耳闻，荷兰人在东南亚对西葡的殖民地进攻屡屡得手，一定给幕府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他们从来航平户的荷兰船只的规模上也能略知一二。
平户商馆长每年江户参府时也向其转述最新的国际形势，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对荷兰的鼓吹和颂扬。幕府1620年发布的“海贼禁止令”及1635年规定各国贸易船只出港日期时将荷兰船出舤日期延后20天，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荷兰船在海上捕获葡萄牙船的行为而做出的反应。幕府心中自然明白荷兰军事实力的强大。
但是，直接让幕府感受到荷兰军事实力并深受震撼的是在岛原之乱中的原城炮击。当时接到松平信纲的请求的荷兰商馆长库克巴凯鲁将一艘荷兰船派往当地，从海上及陆地两面炮击，在15日连续向原城发射423发炮弹，其中海上124发，陆上298发，使得荷兰船的威力得到了充分证实，而后，荷兰人又向将军进献了两门铜制大炮，传授制造大炮技术，使得幕府对荷兰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将军曾赞赏说：“若使用这种炮，则能攻破所有的城池要塞。”荷兰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幕府对因驱逐葡萄牙人而可能带来报复的恐惧心情。
终结葡萄牙
1637－1638年的岛原之乱，使得幕府禁教政策破产，幕府决意驱逐葡萄牙船，永绝后患。宽永十六年（1639年），幕府发布了第五次锁国令，通知当年来航的葡萄牙船，禁止其为贸易来航日本，否则以死刑论处。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弗朗索瓦·卡龙记载了幕府的禁令内容：“出于所有这些理由，你们这些人是罪不可赦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处死你们，但是皇恩浩荡，饶你们不死。现特命令你们离开日本，永远不得返回。以后你们若违背这一命令，必将受到你们现在罪有应得的惩罚。”同时禁止日本与海外的一切书信和物品往来，锁国至此彻底完成。毫无疑问，此项政策是针对葡萄牙船的，幕府为了彻底禁止传教士的潜入，向给予传教士经济援助的葡萄牙商船开刀，采取了彻底根除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