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国民党军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英勇抵抗，奈何敌我力量悬殊，最终反围剿失败。
自此，中国工农红军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由此开始。
那么，在红军的长征时期，又是哪里来的钱维持部队生存呢？
要知道在中央苏区赣南一带，可是有着大量的钨矿，此前红军就是靠和粤系军阀陈济棠，做钨砂贸易来补充军费，而离开中央苏区后，自然就没有了钨砂大宗军费收入，那又是哪里来的军费呢？
其实，凭借此前的钨砂贸易和其他收入，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随行的家底，包括有80余万资金，90余万石粮食，以及每名红军战士还会随带7天左右的粮食和活动经费（用于长征途中物资购买）。
在长征出发前，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写信给陈济棠，望粤军停止作战，方可恢复钨砂自由贸易。
其实，陈济棠自然是懂红军的意图。所以，陈济棠便命令前线军队后撤，并且告知红军有任何军事行动要提前告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同时，陈济棠也要求红军只是借到广东，而不会深入广东腹地。当然，作为一派军阀的陈济棠，也不是大发慈悲让路给红军，而是看中了赣南的钨砂，一旦红军离开便挥兵北上占领赣南。
当然，不管陈济棠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粤军愿意让路，就对于红军有利。所以说，在红军长征初期，资金和粮食都是比较充足，转移环境相对安定。
直到湘江战役爆发，红军才真正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当然，中央红军初期的物资即便充足，如果不进行其他收入渠道的拓展，很容易坐吃山空。
所以，在长征途中，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便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正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我军用高超的指挥技巧和机动能力，不仅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力量，还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衣服。
这些战利品，便为红军部队的战斗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增强了我红军将士的抗敌决心。
当然，我军并不满足仅依靠战斗缴获来获得物资，而是大力发挥情报战的能力，对于各地敌人进行财产没收。
所以，在长征的一大段时期，红军有一个明显的经济增收方式，便是打土豪。
这里可以简单科普一下，当时的“土豪”认定方式如下：
养殖禽栏中，如果牲畜特别多就是土豪。
看灶台，如果有厚厚的油污就是土豪（当时只土豪家生活质量高，经常吃肉才愿意大量用油）
看农具，如果农具特别多，种类齐全就是土豪（穷苦百姓自用农具很少，多农具的门户要给下人和佃户使用，所用农具就多）
当时，红军部队进入各地后，开始大力在乡村等地开展土地运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房产和其他财产等，并解放当地穷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和粮食。
同时，还有没收地方官僚资本、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等敌对势力的财产，来进行长征革命事业。
当然，红军的纪律相当严明，打土豪也不是乱打，也不是每支部队都可以打土豪，而是专门设立“没收委员会”，专门负责筹粮、打土豪等事务。
然后，没收而来的物资和钱款，先是由“没收委员会”进行专职保管，然后再按照需求分发到各个部队。
1934年10月20日，中央红军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多件，筹粮很多，极大缓解了部队的物资窘境。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桐梓作战胜利，并在附近山洞，找到了黔系军阀藏匿的6万银元、还有大量的粮食等生活物资。
当时，红二方面军在长征期间，累计筹集到革命经费21万银元，还有支撑部队行军到陕北的口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矿霸屋里，搜查到1.6万银元和3千余担粮食）。
然后，这些没收的敌人财产，被用于在各地购买生活物资，维持军需。比如，红军进入遵义城后，便将城里的毛巾和雨鞋采购清空，就连仓库的货物都被采购一空。
就这样，依靠红军一路打土豪没收的资金，以及“运输大队长”的一路后勤供给，这笔物资给长征后期的红军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实，红军在过草地之前，一直都是有着稳定的经济来源，大规模的缺粮饥荒就是在过草地期间发生的，不少英勇的红军将士便是牺牲在过草地途中。
1936年，时值红军长征后期，当宋庆龄先生得知红军的艰难处境后，便直接将孙中山去世时留给她的抚恤金拿出，再将自己在上海的屋子抵押出去，最终筹集了5万银元，连忙向中央红军汇去。
这笔雪中送炭的5万银元，极大缓解了当时中央红军部队的粮食和衣物等难题，也为长征的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顺利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历经2年多，跋涉25000余里、战斗600余次，损失9万余人的长征终于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