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名村医因为卖淫女看病，被定协助组织卖罪淫，对此很多人质疑判决是否合理，但也有人认为该村医本身就是非法行医所以不冤，那么这件事怎么看？聊聊我的看法供参考。
大家好，我是关注新闻和法律的老梁。
这个报道最开始是南方周末发出来的，是在2011年有一个村医在杭州给卖淫女看病，后来那个卖淫场所被查处的时候把他也抓了，最后定的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了一年六个月，罚金五千元，他没有上诉，这个判决就已经生效了。
结果最近有一位南京刑辩律师付先生发微博，认为这是一起错案，这件事就在法律圈讨论起来了，有很多律师、法学界的老师下场参与讨论。
我去查了一下这位付律师的微博，目前看不到这条内容，不知道是隐藏了还是删了，给他留言希望能看一下完整判决书，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复。
然后南方周末就采访了一些法律专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判得有问题。
同时南周记者也才采访了这位村医，现在他是回到了安徽老家，说也不想提这个事情了，唯一担心的是怕影响孩子。
但是网友的观点有的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村医的资质实际上只能在原籍执业，他跨省执业属于黑诊所，同时他不是偶尔去了一次，是持续了两三年，那很多网友就认为这属于减少了失足妇女逃离可能，反正黑诊所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不冤。
这个事情我看最近也有一些律师朋友发声讨论，我觉得这件事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法律圈内部的讨论，一个是社会公共舆论的讨论。
就法律圈内部讨论来说，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这个事情涉及一个对所谓协助组织卖淫的认定标准，就是有一些可以比较清晰判断的协助组织，说你充当打手限制妇女人身自由，那你肯定是协助，但是有一些是提供社会一般服务的，这个怎么判断？因为有的犯罪组织分工明确，有的人就是司机，有的人就是负责做饭，那这些人怎么判断他们在犯罪团伙中的角色？
那么一般来说判断几个要素，主观看他是否明知，客观看他实施的行为是否对组织卖淫有实际帮助，注意这里一定是对组织这个行为的帮助，是协助组织不是协助卖淫。卖淫本身不是犯罪，属于行政违法事项，协助卖淫只有一部分是犯罪。
有些律师说那是不是卖给他们避孕套、出租车送妓女去酒店都是协助，但这个表述好像就没弄清楚是协助组织还是协助卖淫，甚至我觉得法律圈的某些人在故意混淆这两件事。
比如有的人说外卖小哥给妓女送餐，首先这外卖小哥是否明知对方是卖淫，其次订外卖属于一般消费，关键是对组织没有直接帮助，最多也就是你协助卖淫了，但是协助卖淫的行为里只有引诱介绍组织容留这种是有罪的，说你给妓女送饭了，这个通常不认为是协助组织，但是你借送饭帮你老板询价，这个有可能是介绍。
但是以前有一些案件其实现在看是有争议的，这个案子是医生，以前还有一个门童被判刑的案子，那个人说是在水疗城做服务员，每月两千块工资，干了两年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
注意这两个案子都是在2011年的，而这个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八）做了明确的，之前只是说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要处刑，修正案增加了“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但是具体什么是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没有详细解释，我觉得不排除在那个时期有的案子认定不够准确。
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两高2017年出的，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收银员、保安员等，从事一般服务性、劳务性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且无前款所列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那前边说的那个门童的案子，可能也会有争议，因为人们印象里通常认为这是一般服务型工作、正常领取薪酬，我想也是因为司法实践里存在一些争议，所以两高才会出司法解释。
但是它是不是个错案，可能就值得探讨，因为你这个司法解释是2017年出来的，之前没有明确说这种情况不是协助组织卖淫，那之前的判决一律算错么？这实际上涉及一个司法解释能否溯及既往的问题。
有人说从旧兼从轻，那是在法律有变化的时候，在对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从旧兼从轻，不是说法律有变化，所有的旧案就是错案了。
那就要回到当时的法律环境看，这个案子判得有没有错。比如说以前有流氓罪直接判死刑的，现在肯定不行，但是当时法律确实是那么规定的，那这就不是错案。这个是值得探讨的，现在很多出来说这个案子判的不对的，是拿现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说事儿，这个其实有点穿越的意思。
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回到那个时候看，如果只是从事一般性劳务工作，应该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即便是不考虑这个司法解释，我们认同其劳动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卖淫，但要论证协助组织也是有门槛的，而且即便有这个协助也是非常轻微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些案子可能也存在滥用刑罚的嫌疑。
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时候我要说但是了。
但是这个案子放到社会舆论场讨论，我认为南方周末和之后的媒体都是不太负责的，因为这件事从一个学理争议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是否有罪的问题，那这个讨论的基础也就是事实没有搞清楚。
目前看各路媒体的信息来源大概两个，一个是前边提到的付律师晒出的部分判决书，这部分判决书似乎是纸质版翻拍的，我查了裁判文书网和法宝网都没有找到，有可能因为这个案子是2012年判的，而裁判文书网是2013年上线的，所以并没有电子版。倒是有关于这个案子其他人后来二审裁定的一些文书，有的媒体说看裁判文书网确认，可能是指这种情况。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没有对这位村医具体行为的描述，他所谓看病具体是干了什么？
现在各媒体转述的都是判决书的部分内容，说村医明知被告人控制女性卖淫及“卖淫女”出去看病不便于老板控制等情况，仍然听从组织卖淫者的吩咐和安排，多次无证上门为这些“卖淫女”看病、打针，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注意这里的表述是概括性的，如果看过刑事判决的应该知道，一般来说要概括出这些行为是要有具体的证据来论证具体行为的，比如说他某年某月某日去看病，看了几个人，都是什么病，给了什么治疗手段，收了多少钱等等。
现在看，媒体引述判决书内容，说司法机关做出认定是根据被告人、证人的供述和辨认，以及村医本人对上述事实的“供认不讳”，那么上述事实是什么？这个供述和辨认是什么？谁看见了？
至于另一个信源就是本案刑事被告人的自述，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案子就没有其他信源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案子的事实层面了解非常有限。
类似情况其实翻车过很多次了，去年有一个女的发视频，说自己在高铁上被打还手，被认定是互殴，当时也是舆论群情激愤，很多法律专家还出来分析，说这个互殴怎么怎么不合理，结果后续公安机关公布视频，她是在对方已经被阻拦的情况下，连打对方两次，结果分析的法律专家全都不吱声了。
还有一个修桥获刑案，也是群情激愤说修桥是善举，怎么还能判刑呢？也有法学界的老师出来说这个寻衅滋事罪怎么怎么不对，后来发现确实修桥获刑这四个字都是真的，就是没说修桥同时还封堵破坏河道，还收钱，结果法学界的老师们全都傻眼了。
当时那个事儿就是一查到完整判决，我就发现不太对劲了，结果后续调查确认了毁河道的信息，等于是彻底反转。
那今天这个村医案，我们没有看到完整判决，有些人就敢开始分析说是错案，这个也够有勇气的。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这事儿就算不看判决书，他一个医生怎么能协助组织呢？这问题非常简单，他是这个岗位，他不一定只干自己岗位分内的事情。
像前边提到的那个门童，他如果纯干门童，按照现在司法解释确实不应该认定，但是他给客人拉门的时候，客人问有没有新来的小妹妹啊，门童说有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不就是介绍卖淫么？
咱们有一说一，谁家门童就纯粹拉门，别的啥都不干。
那这个医生，他自述第一次去是别人来找他上，那人家为啥只找他呢？还是找过很多医生？他之后去是主动去的，还是每次都有人来找，还是双方约定了多久去一次？
大家要弄清楚，他可不是就去了一两次，他去了两三年，他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状态都可能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去可能是一个状态，等他第三年去的时候还能是一个状态么？
现在他自己都承认是明知了，那么我们对客观行为就要问几个问题了：
他去看病都看什么病，这些病的形成跟卖淫行为有没有关系？
他提供的治疗用品里，有没有直接用于卖淫活动的？
很多人关心的，这些妇女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有没有目击？
他的收费相对于平时有没有多，那多出来的这部分是不是封口费？
注意上述这些跟他有看病行为完全不矛盾，他可能确实是看病的，但是他也可能有其他行为。正如修桥获刑四个字跟实际的真相也不矛盾一样。
现在我们建立在他肯定没有说谎的情况下，我们最多认为这个事情事实层面不太清楚，这个事情是没法判断的，而去质疑司法机关又缺乏他本人的申诉表述，所以这就是媒体拿一件不清楚事实的事情来质疑司法机关判决，我认为这是不太负责任的，其实有点类似之前的汤兰兰案了。
这件事如果媒体要报道，我觉得最起码的底线，是找到完整判决书，然后应该找到其他当事人，比如说这个组织卖淫的老板、跟他交接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包括他看过病的妇女。
咱们都不说法律意义上的，就说最基本的报道层面，如果这个失足妇女说冯大夫可是好人，他挺冤枉的，这是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冯医生跟老板是一伙儿的，要不是他来送药说不定我们就跑出来了，这恐怕是另一种观感了，那请问采访了么？哪怕你采访到一个同案犯，也算是有另一个信源了，也不能光看他说再加一个不完整的判决书啊。
那可能有人要说，这采访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可能采访不到啊？
采访不到，可以不报，可以不发稿，南方周末什么时候发稿标准这么低了，两个不相关信源确定一个基本事实，比如现在他说看病是老板来找他，这个说法除了他本人陈述，有第二个信源么？没有为什么要采信？有的话为什么报道里不写？
我们以前有些稿子，不是说没有证据，就是因为证据不扎实，我们这稿子就是不发的啊，这是对读者负责。
如果媒体不对读者负责，那就等于给读者挖坑，这些读者里再有几个律师或者法学界的老师，那可能就跟修桥获刑案一样掉坑里了。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让他去申诉，然后报道他申诉的内容和法院的回复，这个内容是确定的，但是媒体不能代替法院判断，因为媒体不能实现法院可以进行的调查，那么在没有全面调查的情况下，让法律专家来评论，我认为这完全是给法律专家挖坑。
所以目前这个报道我个人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这个事情本来法学界内部做学术层面的讨论是没问题的，但是媒体拉到社会舆论里讨论，又不做深入细致地调查，我个人并不是很认同。另外有些法律界的老师，可能也有点越位了，但根源还是这个报道本身有问题。
当然了，社会舆论讨论往往会陷入一种道德批评，就是所谓区分好人坏人的游戏，那你说这人跨省行医明显违法，就是所谓的黑诊所，那能算还好人么？但这个可能跟我们所说的罪名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建议在社会舆论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很容易偏离问题出发点。
当然现在既然这件事讨论开始了，我倒是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做一个明确的回应，包括我个人也对完整判决书的展示和认定过程有一个期待，同时我也不太赞同有些人用非法行医的问题来替刑事判决解释，我觉得他是不是非法行医只是个行政执法层面的问题，目前看不出能达到非法行医罪的证据，即便有证据，这也是另一个罪名，并不能说明这个罪名认定就一定是准确的。
所以还是希望涉事的两级法院可以考虑回应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