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时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的张廷发，在邯郸战役胜利之际，率部对敌人发起追击。
跑着跑着，他觉得自己的腿麻了一下，但并没有在意。跟在他后面的卫生处长赶紧叫到住了他，说他的腿部中弹了，张廷发低头一看，才看见自己腿上流了很多血。
他被用担架抬到一户民宅进行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找不到子弹的具体位置。当时也没有麻药，就在腿两边各划开了一个口子，找了半天，子弹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又把伤口缝上了。
这粒子弹就这样留在了张廷发的腿部，一留就是65年。
刘邓首长得知张廷发受伤，便吩咐卫生部长钱信忠把他安排到了峰峰煤矿的一栋小洋楼疗养。好在这次中弹并没有伤筋动骨，在病情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张廷发收到了刘邓首长的最新命令：到6纵担任司令员。
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是一支刚刚成立的部队，司令员是王宏坤，政委是段君毅（未到职），副司令员是王近山和韦杰。部队下辖3个旅，旅长分别是石志本、秦基伟和向守志，另外还有一个纵队直属队，全纵加起来约有1.3万人。
据《张廷发回忆录》记载，在担任6纵参谋长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是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对山东和延安发起了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减轻这两侧的压力，先后发起了陇海、定陶、巨野等大战役，极力想把敌人吸引到中间来。
那段时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得非常疲惫，民众的负担也很重。鄄城战役结束后，刘邓首长决定把部队带到濮阳以东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在出发之前，邓政委在动员大会上号召大家：我们要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少用大车。但由于张廷发出差在外，他并没有听到邓政委的话，他回来之后，也没有人向他传达这个精神。
6纵从濮阳出发的时候，正好遭遇大洪水把道路淹了，汽车没有办法走，张廷发就动员部队雇了老百姓的7辆大车。
不久后，刘邓首长来到了6纵驻地，看到这么多大车非常不高兴，邓政委问张廷发：“之前讲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执行？”对张廷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张廷发听到批评后非常不冷静，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还是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动员来了大车，却还要挨批评，心里越想越不服气，一气之下就把饭桌给掀翻了，大叫着说自己“不干了！我回邯郸去。”
这时候的张廷发只有28岁，可谓血气方刚，年少气盛。一旁的王近山安慰了他一番，并告诉他：“走不得！现在是打仗，你这一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杀头的！”这么一来才劝住了张廷发。
之后邓政委也听说了这件事，见到张廷发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张廷发，兵骄将横！你横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是这个战区的最高负责人，批评你一下，你还有意见！”
当时野战军司令部跟着6纵一起行军，但据张廷发回忆，在行军的途中，刘邓首长3天都没有理他，要他自我反省，自我教育。
3天之后，邓廷发自我觉悟后，主动找到了邓政委道歉。邓政委耐心地教育他说：“我们干事情，要有群众观点，不能单打一。我们活动的这个地方，国民党来，我们也来，人民负担很重，不堪其苦。我们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拥护，是我们能打胜仗的重要条件。破坏记录，脱离群众，这是自掘坟墓！”
小平同志确实水平高，张廷发后来写道：“这些话，对我真正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像千斤重锤敲击着我的心。这件事我牢记了一辈子，小平同志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观点，深深地扎在了我的脑海中，对我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都起过重要作用。”
后来，张廷发当选政治局委员后，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还向大家讲起过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
张廷发是福建人，15岁参加红军，当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张廷发性格刚猛，第一天上战场，第二天就因为作战勇猛被提拔成了班长。他当时所在的部队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抗战爆发后，张廷发所在的红31军被编入八路军129师，张廷发在386旅司令部先后担任参谋、作战股长（旅长陈赓），之后又调入385旅（旅长陈锡联）。据张廷发回忆，1941年夏天，129师师部召开了一次参谋工作会议，要各旅参谋长参加。当时385旅的参谋长曾绍山因为有事请了假，旅部就派了张廷发去参加。
在会议期间，师部有人来问，385旅的某个战役战斗详报是谁写的，张廷发回答是自己写的。几天之后，张廷发就接到了刘邓首长的命令，让他到师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从这时起，张廷发就来到了刘邓首长身边工作。当时张廷发还不满24岁。
一年后，张廷发又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参谋处长，负责司令部的日常行政事务。又一年后，张廷发就接到命令，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接替皮定钧的司令员职务。1953年后，35岁的张廷发投身人民空军，把他一生的忠诚、信仰和担当都交给了祖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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