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中都御容殿

前不久，笔者就金中都考古重大发现发表了一篇文章，限于篇幅所限，有些观点没有讲得很透彻。为此，笔者就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再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相关专家学者。

金代中都城的大觉寺不是御容殿的所在地，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证明。

第一，金中都城的御容殿，是在金海陵王迁都到这里时就建造完毕的。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早在金熙宗时，就在金上京建有原庙，以安放金太祖及金太宗的御容像，称之为庆元宫、辰居殿。及金海陵王迁都燕京，遂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等建筑拆毁，在金中都城里又建造了太庙及原庙，并在原庙（称衍庆宫）中奉安祖宗御容像。这时的大觉寺，只是一座民间寺庙，连正式的庙名都还没有，自然不会在寺庙中设置御容殿了。

第二，金海陵王在中都城里，又在另一座寺庙中设置有御容殿，以安放祖宗的御容。这座寺庙，就是金太宗出资敕建的大圣安寺。据《金史·礼志》记载，金世宗在占有皇位之后，即将生父完颜宗尧尊称为金睿宗。此后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下令，“迁圣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庆宫，皇太子、亲王、宰执奉迎安置。”这是金世宗在原庙建有睿宗殿位后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原来安放金睿宗御容的地方，就是圣安寺。

由此可知，首先，在圣安寺中，是有金朝帝王的御容殿的，其中除了金太祖、金太宗等帝王御容之外，还有完颜宗尧（金太祖之子、金世宗生父）等重要贵族的画像。其次，这些金朝帝王的画像（即御容）是可以在寺庙的御容殿和原庙之间相互迁移的。再次，圣安寺的御容殿应该是在海陵王营建中都城时就设置了的，而当他南伐宋朝时，御容殿仍然在金中都城里，此后一直到金朝灭亡，这处御容殿皆被保留下来。

金世宗在将其中的金睿宗御容迁移到原庙里面去之后，圣安寺的御容殿并没有撤销，而是保留了安放金朝帝王御容的原有功能。因而此后的元代诗人迺贤等人，才会在寺中见到金世宗、金章宗和李宸妃的御容像。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发现的金中都遗址，就是金朝圣安寺的御容殿遗址。

圣安寺不仅在金朝是赫赫有名的皇家寺庙，到了元代初年仍然是非常显赫的寺庙。据《元史·世祖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奉迁祖宗神主于圣安寺。”这时的忽必烈还没有决定要建大都城，故而准备在旧中都城建造太庙。而在太庙建成之前，受到供奉的元朝历代帝王“神主”就都被安放在圣安寺内。

此后不久，元世祖决定建造新的都城，才在大都城里另建太庙，将历代帝王的“神主”安放在新太庙里。可以看出，圣安寺在金代和元代的都城之内，都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大觉寺不能与之相比的。

圣安寺里面的御容殿与金中都的原庙虽然同样是安放金朝帝王御容的地方，却不是同一个地方。今天发现考古遗址的地方是圣安寺里的御容殿，而不是金中都的原庙。

今天在北京西城区，仍然可以见到圣安寺，但这里显然与考古工作者的金中都发掘现场不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疑问。其实答案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圣安寺，是清代留下来的寺庙，与金代的圣安寺已经不是同一座寺庙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加以证明。

在金末元初的时候，作为都城的城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个过程，是由元大都的新城逐渐取代旧城而实现的。新城建成后，旧城的各项功能皆在向新城转换，其中就包括以寺庙为主的宗教功能的转换。一直到元朝末年，大都新城的寺庙已经基本承担了主要的宗教功能，但是新城的寺庙仍然无法完全取代旧城的寺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有些旧城原有的寺庙虽然还在发挥着宗教功能，但是，其政治功能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这时，大多数的皇家敕建寺庙已经建到了北京城里。而作为皇家御容殿功能的寺院，不仅在旧城，就是在新城也看不到了。因此，作为金朝御容殿的圣安寺，到元朝时已经不再作为御容殿，而仅仅只是供人们游览的古迹。再到此后的明清时期，许多当年非常显赫的寺庙，已经不见了踪影。

特别是明朝嘉靖年间修建北京南城（又称外城）之后，许多名刹被废毁，人们很难再觅其踪，圣安寺也是如此。这座寺庙在金元时期十分有名，但是到了明朝已经废毁无存。明朝人周筼在《析津日记》中称：“盖此寺圮而复修，于正统十一年易名普济寺。内官营建，欲侈己功，辄去故碣。既更新额，并毁旧碑，使考古者无足征。真可憾也。”也就是说，圣安寺已经废毁无存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寺庙，是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太监建造的，被称为普济寺。而之前的样子，则连一点儿证据都没有留下。

古人以讹传讹的情况并不鲜见。譬如清乾隆年间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称：“圣恩寺旧有双楸树及古槐，乃金时物。马樱花一株，宋牧仲手植。圣恩似即圣安之讹。今俗亦有是称，非斜街口之圣恩寺也。”显然，这时的圣恩寺不是圣安寺，而许多清朝人已经不知道圣安寺是在哪里了，故而认为，圣恩寺就是圣安寺。至于说寺中古树是金朝种植的，自然也是讹传。

乾隆皇帝命大臣纂修《日下旧闻考》时，其中的一段按语涉及到了圣安寺，称：“圣安寺在圣安寺街，金时所建，明正统中易名普济。本朝乾隆四十一年发帑重修，寺门额曰勅（敕）重建古刹圣安寺。”显然，这段按语的依据就是明朝人周筼的《析津日记》，但是却把“使考古者无足征”这句最关键的话给删掉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圣安寺应该就是明朝太监建造的普济寺，而不是金朝的皇家寺庙圣安寺。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