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将亡。
当时，朱祁钰还不到30岁，儿子朱见济也已夭折。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对于阴谋家来说，正是纵横驰骋之时。
果不其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在孙太后的授意下，打开长安门，趁机发动政变，迎接朱祁镇复辟。
次日凌晨，当于谦手持连夜起草的“立太子”手稿走上朝堂时，却看到坐在皇位上的人不是朱祁钰，而是朱祁镇了。
朱祁镇登基，意味着于谦必须死。
事实上，朱祁镇知道于谦是君子，一心为社稷者，不忍杀他。可徐有贞却说：“不杀于谦，你师出何名？”
于是，于谦被安上图谋不轨、企图拥立襄王为帝的罪名，死在了崇文门刽子手的屠刀下。
于谦的才华
于谦，浙江钱塘人。
于谦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前朝官吏，声名远扬。因此，受到家风影响的于谦，自幼也酷爱读书，精通经史子集，展现出了高人一等的才华。
不久后，于谦高中进士。
在朱棣、朱高炽两朝，于谦位卑言轻，鲜有作为。然而到了朱瞻基时期，于谦抓住朱高煦谋反之事，巧立功勋，成为宣德一朝的红人。
当时，于谦遍览军政。从封疆大吏到庙堂朝臣，他都能做到谨言慎行、一丝不苟。
远赴江西期间，于谦平反冤假错案数百起，赢得百姓声声赞誉。执掌兵部侍郎后，他又能巡视各地、剿灭盗贼，还大明安稳河山。
可以说，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名臣辈出的仁宣时期，于谦的个人能力和威望，也丝毫不亚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人。
1435年，朱瞻基病逝，临终前将年幼的太子朱祁镇托付给三杨。而在三杨“执政”的十几年间，于谦的作用越发明显。
不幸的是，在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离世后，朝中大权却落在了受到朱祁镇宠幸的宦官王振手中。
王振为人奸佞、睚眦必报，且贪得无厌。当时，朝中官吏为求自保，争相向他献媚。唯独于谦性格刚强，为官清廉，不屑与他为伍。
不久后，王振就指使李锡弹劾于谦“心怀怨恨”，对帝王不满，将他下狱处置，甚至还判了个“斩刑”。
然而，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得知消息后，纷纷上书力保于谦，方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由此可见，于谦在当时的大明朝，威望之高，远胜于朱祁镇、王振之流。
刚正耿直的于谦
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明朝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就怂恿朱祁镇亲征，欲借此扬威，震慑那些不服从他指挥的朝中官吏。
然而，当二十万明军抵达怀柔之外的土木堡时，却遭到了也先的袭击，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土木堡一役，京城三大营及京城附近的大明主力全军覆没。朱祁镇沦为俘虏，张辅、朱勇等无数文官、武将战死，京城已不堪一击。
眼看大明就要重蹈北宋靖康年间的覆辙，翰林侍讲徐珵主动站出来，别出心裁的提出了“天象之变，理当南迁”的提议。
然而，徐埕的言论，遭到了于谦的当廷怒斥。在他看来，南逃之张，无异于弃天下于不顾，到时能否保住那半壁江山，也未尝可知。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于谦戳着脊梁骨，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的徐埕就此沦为朝堂笑柄。甚至在日后，连仕途都受到了影响，不得不改名为徐有贞。
其实，徐有贞被嘲笑得很“冤枉”。当时无数人跟他一样软弱，只不过他当了出头鸟，吃了第一口螃蟹，却发现螃蟹是坏的。
而在另一方面，朱祁镇被俘后，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主少国危，又成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时，于谦又力排众议，将年长的朱祁钰推上皇帝宝座。甚至，也先以为朱祁镇奇货可居，想以此要挟明朝索要大量财物时，于谦也力谏朱祁钰拒绝。
由此可见，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为了保卫大明江山，完全把自己置于朱祁镇的对立面了。
1449年十月，瓦剌军在也先的率领下，直逼北京城。
于谦征得朱祁钰的支持后，征调全国军队十万人勤王，并让勤王军路过通州粮仓，取粮运至京城。
而为了稳定京城人心，在众臣干掉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毛贵、王长之后，又奏请朱祁钰下令百官无罪，并把王振的侄子王山绑至刑场，凌迟处死。
只是，明军主力部队几乎被全灭，即便于谦从各省调集部队，但兵力仍稍显单薄。
可以说，以步军为主的明军，面对瓦剌的骑兵，应采取保守的对策，即坚壁清野、据城而守。
然而，于谦却下达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命令：凡兵皆出营郭外。
即各军列阵九门外，背城而战。
事实上，于谦本意是企图以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外围固点，御敌于京城外。
大同、紫荆关等地皆有坚固城防，本有相当兵力，后又得到了于谦调兵加强。而守将，也多为忠勇之将。
可是，大同、紫荆关等地还是被突破了，瓦剌迅速攻到了北京城下。
保卫大明
当时，大同守将郭登战前慷慨激昂：“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
然而，朱祁镇此时为了活命，却成了瓦剌军的“叫门天子”，郭登一筹莫展。
尽管他坚守不降，但瓦剌不进攻他，他也不敢主动出击，只能眼睁睁看着敌军大摇大摆的绕过他，直抵紫荆关。
紫荆关，“城高池深，足称雄固”，城防守坚固，且有12000守军，而于谦已经调军前往救援。
紫荆关守将孙祥企图依托崎岖山谷、城高池深，坚守待援。
然而，瓦剌军中有“带路党”。
跟朱祁镇一起被俘的太监喜宁，引也先军从间道插入，内外夹攻，破关。
可以说，在瓦剌军挟持朱祁镇的情况下，明军出战有顾忌，会犹豫。而即便凭险死守，熟悉情况的“带路党”也会使抵抗被瓦解。
因此，于谦最担心的，不是城防是否坚固，而是人心是否坚定。
有趣的是，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浙江兵，从边关退回来的部分守军，总兵力已多达22万人。
而瓦剌军，也不过只有8万人。其中直属于也先的精锐骑兵，勉强凑够3万余人。
22万对8万，优势在大明。
可惜，面对困境，鲜少有人能够冷静分析，勇于拼命。
当时，京师人心浮动，许多富豪已经开始逃走，而朝中大臣也多认为京城不可守，要迁都。
与此同时，守军成分复杂，有的是运粮军，有的是准备在水网地带防范倭寇的，各军对敌军不熟悉，对守卫京师的任务也不了解。
大家紧急凑到一起，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帅不相习，兵与兵不相习，缺乏磨合，极易引发混乱。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对京师情况熟悉的“带路党”以及难以预料的“朱祁镇”，明军大臣、将士不知所以，完全没有必胜的信念。
可以说，兵虽多，城虽坚，也是难以坚守的。
因此，于谦简单粗暴的下令：关闭九门。断绝心中胆怯的明军退路的同时，也不必担心后方被威胁。
毕竟，明军后方是门，瓦剌不能抄其后路。
接战前，瓦剌军见明军军容整肃，不敢妄动。
于谦在民房中设置大量火器部队，敌军到后，火枪瞬间开火，杀敌甚重。
石亨率军从安定门杀出，为了一雪前耻，作战极为骁勇，瓦剌军顿时就被打懵了。在明军的狂风暴雨下，也先放弃了复辟大元的梦想，不得不选择退兵。
从战场的情况来看，明军和土木之战截然相反，此时的明军士气高涨，作战勇猛，将瓦剌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反观也鲜大军，在北京城外毫无建树，遭受明军阻击，损兵折将。
1450年春，看不到打赢大明希望的也先，又耍了一个“心眼”。他以议和的名义，不顾朱祁钰的暗中反对，将朱祁镇送回大明了。
在朱祁钰看来，如此年轻的“先帝”回来，如何安置的确是个大问题。
然而，于谦认为，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把他接回来罢了。
令于谦没想到的是，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却把他安置在南宫，并下令将南宫上锁灌铅，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甚至，南宫附近的树木也全部砍伐，以避免有人藏匿与朱祁镇联络。
因为吃穿不能满足，朱祁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已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变卖，以贴补家用。就这样，朱祁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囚禁生活。
含冤被杀
而在朝堂之上，于谦的日子也过得并不顺畅。
1452年，于谦和朱祁钰因“废立太子”的问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众所周知，对于自身被囚，差点儿亡国的朱祁镇，于谦没任何好感。因此，在朱祁钰上位后，于谦很少张罗朱祁镇的事情，即使他被“囚禁”于南宫，于谦也只是口头上，劝导过几次。
然而，当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时，于谦却不赞同了。尽管此事以后，朱祁钰对于谦仍旧言听计从，大力任用。
可毕竟，矛盾的“根基”已经埋下了。
与此同时，清正廉明的于谦在朝中又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
在北京保卫战中，受到于谦赏识的石亨功勋显著，得以世袭侯爵。为报答于谦，就举荐了于谦的儿子，做朝为官。
然而，于谦却以自己的儿子无功不能任职为由，当众拒绝。不仅如此，他还斥责石亨，说他身为总兵官，不举荐隐士，提拔将士，只顾攀附权贵，严重失职。
于谦此言，对于一心为国，口不言功的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可他却忽略了石亨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性格，由此招致石亨的记恨。
此外，于谦选拔人才，只以才能、表现论人，许多人得不到任用、提拔，都怨恨于谦。而那些被他弹劾的军中宿将张軏、张輗兄弟以及杨善等人，更是怨念极深。
1457年，年仅29岁的朱祁钰突然病重。当时，他的儿子朱见济已经夭折，而朱祁钰又迟迟不愿改立朱见深为太子。
一场隐藏于“地下”的权力斗争，悄然升起。
对于危局，于谦与他的对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于谦想要帮助朝廷平稳过渡，自然是争取早立储君。
只要储君立定，政变将既没有借口，也没有必要。当时，朱祁钰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
由朱祁钰亲自指定朱祁镇的儿子为继承人，消除矛盾，平稳过渡，这是一个能够安定形势的办法。
在于谦等人的努力下，朱祁钰终于答应于正月十七早朝议论立太子之事。
结果，造化弄人。当晚，于谦的对手们，选择了发动政变。毕竟，一旦有立新君之功，必然得到新帝厚报，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朱祁镇复辟后，于谦就成了不得不杀的“罪人”。
对于朱祁镇来说，不杀于谦，他的皇位就不具有合法性。只有否定了于谦，才能否定朱祁钰的临时政府。
而在否定于谦的同时，朱祁镇还一笔抹去了他的所有功劳。在他看来，于谦这个“奸诈佞臣”之于大明朝，毫无功绩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