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北，几乎未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何以至此呢？作为前期清军统帅李鸿章，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故而，战争失败，“因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谈到武器量少质劣，以至战败。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前，清军主要装备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辅之以少量的抬枪、抬炮、鸟枪。鸦片战争中虽败于英军的近代枪炮，清政府并末接受教训，部队装备仍无大的改进。清军装备的近代化始于淮军。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在与西方军队以及洋枪队(常胜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开始认识到用洋枪洋炮来改进部队装备的重要性，首先在部队中组建洋枪队，次年又组建了洋炮队，逐渐淘汰了旧式武器。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淮军、湘军、练军以及部分绿营兵和八旗兵，均装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事企业仿制的近代枪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军的装备基本上能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特别是淮军，其更新速度之快和近代化程度之高，在清军各部队中是首屈一指的。
甲午战争的参战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力，辅之以东北地方部队和宋庆所部毅军等部队；后期则又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队。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部队的装备情况：
淮军在1864年6月进攻苏、常太平军时，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余人，已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部7000多人，有洋枪4000枝。到次年底与捻军作战时，“计出省及留防陆军5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其炮兵到1864年也建立了6个开花炮队，装备了12磅至l08磅不等的火炮。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和土枪、土炮。然而，此时淮军装备的尚是前膛枪炮。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我国，导致淮军装备的又一次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
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
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1871年至1873年，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141门，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自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100多门，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粤解八生脱钢炮四十八尊，十七年粤解七生脱钢炮一百二尊，十八年粤解八生脱七钢炮三十尊”。这期间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另外，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东北练军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二日，“查明各队原领大小洋枪共一千七百八十四杆，来福枪共六百四十八杆，鸟枪共二十三杆，抬枪共六十七杆，云者士得枪共二百十七杆，马林枪共四百四十杆，哈乞开斯枪共一千零七十三杆。此七项共领得枪四千二百七十二杆，除此并无领得别项枪械”。另据吉林将军长顺称，其于光绪十四年接任时，所部17营3哨，只有前膛来福枪3600余杆，后膛马步各枪1600余杆。后在上海购后膛枪2000杆，由神机营拔给来福枪1000杆，海军衙门拨给哈乞开斯1000杆。但这些枪械在演习中多有损坏淘汰者，故而战争爆发时，其所统各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也是屡屡奏称武器缺乏，请求由外省拨给枪炮。
再看湘军，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1894年9月，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数百枝，弹太少“。是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23营零3哨，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
山东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部队的装备更差。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日军在荣成登陆以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将原定派赴关外的几支部队改援山东，但无法保证武器供应，“李(占椿)、万(本华)两军各有马梯尼千枝；张国林有枪数百，洋拾枪二十枝，车炮四尊，劈山炮数十尊；陈凤楼因江南无马枪(陈部为马队--引者)，须到津拨用江南所购到马枪千枝。……丁槐军直无一枪”。上述部队除丁槐部队以外，共达20营近万人，可见其武器缺乏之程度。至于内地如陕西、山西等省奉派北援的部队，装备就更为落后了。
然而，如果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得到中国部队除3万多淮军外，其他部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堪与日军一战的结论，那就为时过早了。因为战争爆发以后，陈国内军工企业加紧生产外，沿海各省督抚还大量购买外国枪炮，调拨前线。因此，参战部队开上前线后，其装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关于清政府购买武器的情况，从有关资料来看，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奏报，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购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3000枝，子弹300万颗；从信义洋行购十响连珠毛瑟枪1250枝，子弹150万颗；平响毛瑟枪5000枝，子弹250万颗；格鲁森快炮12尊，炮弹1200颗。从瑞记洋行购克虏伯七生半车炮六尊，炮弹1200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12尊，炮弹120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至1894年9月，已购马梯尼枪14000枝，毛瑟马枪1000枝，子弹280万颗。10月，又准备再购比利时快枪10000枝，每枪配子弹500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购买的武器更多，截止1894年9月，他已先后委托驻英公使龚照瑷购哈乞开斯快枪7000枝，驻德公使许景澄购毛瑟枪12000枝，连珠快炮8尊，小口径毛瑟五音快枪四批共10000枝，子弹1000万颗。10月，奏报已“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干三百二十余枝，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12月，又奏报委托许景澄代购毛瑟枪10000枝，子弹412万颗，大小口径快枪300枝，子弹10万颗；委托杨儒(驻美公使)代购哈乞开斯六响枪3000枝，子弹200万颗；委托龚照瑷代购马梯尼枪10000枝，小快炮若干门。以上均是大批量购买的，还有一些数目较少的，如吴大澂曾先购“战炮十尊，精枪数百杆”，后又购奥地利小口径枪8000枝，子弹100万颗。福建省购买德国毛瑟枪5000枝，子弹500万颗。还有的将领自己设法购买，以改善装备，如吴宏洛即商之洋行，“购快炮一尊，马枪百杆，子弹数万粒，以补不足”。
以上所列举的数字，容或有重复之处，也有的武器虽已定购，至战争结束时尚未运到，但相当一批枪炮在战争中装备了前线部队则是无容置疑的。如北洋所购之枪，就大批陆续运到。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留于南洋者，拨给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朱洪章等部各1000枝，这些部队也都是要开赴北方作战的。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南洋大臣刘坤一截止1894年10月，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解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澂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如山西部队程之伟部，由北洋拨给毛瑟枪和十三响洋枪各300枝，并拟再拨300枝。陕西部队原来没有后膛枪，“各营平日操练皆用前膛洋枪及土枪，万难应敌”，后由刘坤一协济林明敦枪1000枝，装备北上援军。张之洞派出北上参战的吴元恺部，“有过山炮三十二尊，克虏伯新式快炮十二尊，连珠黎意快枪千枝，弹百万，军火可为关外诸军之冠”。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大为改善，如陈湜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此外，关于清军的装备，还有几点应作具体分析：
其一，某些将领对所部装备不足的奏报，往往夸大其词。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屡次奏称部队装备不足，请造拾枪应用。事实上，他出省作战时共带马步军3000人，携带快枪3800余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署理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步毛瑟枪5000枝，马毛瑟500枝，哈乞开斯枪200枝，来福枪300枝，共6000枝。到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拨出格鲁森快炮、过山钢炮、开花铜炮各4尊，嘎尔萨炮2尊，龙炮1尊，子母炮7尊，常胜炮150尊，单响毛瑟枪5000枝，10响毛瑟2050枝，哈乞开斯991枝，马毛瑟1933枝，来福枪300枝，太来枪660枝，后膛马枪250枝，抬枪80枝。其中有少数拨给了其他部队，有些武器也比较落后，但大部分是进口枪械。依克唐阿所部后扩充至万余人，这么多枪炮，怎么能说装备不足？依克唐阿的奏报，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作战不力，另外也与其部队在战场上大量遗弃和损坏武器有关，关于这一点，还要在下文述及。其二，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也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即以山东为例，其陆军确实装备比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地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由于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三，前文已指出，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部队的装备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即使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在70-80年代，装备了近代枪炮。
1894年7月，编修曾广钧曾上一呈文，文中系统地总结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从呈文看，即使不计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购买的武器，如果能统筹使用，清军也应不虞武器匮乏。曾氏称：“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办不可悉举”。他把中国陆军使用的枪枝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有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快利(此说不确)、德国的毛瑟和马梯尼、单音哈乞开斯、黎意(可五子连环递放)等五种，并称毛瑟和马梯尼“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有由淞沪陆军八营遣撤后缴出者，有尚未开箱者”。乙等枪有英国马梯尼、十三音云者士得，“此二种中国购置亦复不少”。丙等为美国林明敦，“系美国极旧之式，乃上海制造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造，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止，所造至百余万杆，除已发各营外，实存六十余万杆，弹子称是”。尽管林明敦枪“后膛走火，又易炸裂，又不甚准”，但“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而且“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曾氏所述，未及火炮，但本文以上列举之火炮品种和数量，已足以弥补曾氏所述之不足。
反观日军方面，当时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量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数量更比清军少得多。
当然，日军装备也有其长处，即型号统一，火炮轻捷，易移动，射速快。但不管怎样，我们以上之论述，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愈出愈精”，中国“相形见绌”的说法是不足信的。至于像“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之类的说法，虽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至少也是夸大其词。
既然清军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占优势，为何却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呢?固然，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武器装备毕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清军的装备及其使用中所存在的一些致命的弱点，进行探讨和考察，以总结和接受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要言之，清军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队腐败，士气低落，缺乏训练，遇敌辄溃，不能发挥武器应用的效用。清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多数部队皆再未经战事(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只是少数部队参战)，承平日久，弊端丛生，"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只剩下空架子，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淮军是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前期作战的主力，但除聂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队外，其他各部均无像样的战绩可言。正如时人指出："淮军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刘盛休部盛军，为淮军主力之一,"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前线总指挥宋庆指出，此类情况"不独盛军然也"。淮军备部皆是"一经战队，官则警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即使其中作战比较勇敢的部队，由于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也是非常低的。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雷震春、王德芳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至于其他各省部队的腐败程度，与淮军相比往往有过之而不及。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部队，"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东北"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先进武器，又怎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仅以平壤战役为例，是役参战部队多数是清军精锐，每门炮自带炮弹50颗，每枝枪自带子弹150发，以后又由国内运去炮弹2400颗，格林炮子50000颗，子弹50万发，火力不能说不强。但炮兵"炮准甚疏"，步兵射击的命中率也极低，每人发射子弹达三四百发，可是全战役仅击毙日军180人。在以后的战争中，清军几乎每战皆滥放枪炮，动辄就是每枪发射子弹数百发。而日军方面，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平均只使用子弹8发！相形之下，清军战斗力之低怎不令人触目惊心。
(二)由于清军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希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这样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由于扩充部队太多，加之后勤保障体制落后，导致武器供应跟不上，以致"新招募之兵，多负戈矛，无火器"。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况，当时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如宋庆拟新招新军30营，而天津军械局仅拨到枪枝600杆，尽管战场情况紧急，却无法"调令出关作战"。再如前述吴大澂部23营零3哨，出兵之初仅有4600枝枪等，均是典型事例。其二，新募士兵的素质和战斗技术比老兵更差。有人指出："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尤为糟糕的是，由于战况紧急，新募部队往往并不操练即开赴前线。如旅顺口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余人为新军，成军末几，即遇战事，"总未得空操过一日"。到了后来，甚至"新募勇队连枪炮尚未见过"，即准备向前线开拔。以素质极差之市井之徒，仓促成军，未经训练，"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这样的部队，自然更不能发挥武器应有的作用。到战争末期败局已定之际，有识之士对此作过不少沉痛的总结，如李本方致函徐邦道说："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痛定思痛，李氏斯言，可谓一针见血。
(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淮集团兴起，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这对甲午战争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军的装备均是省自为政，各行其是，因此，各省参战部队的枪炮品种、型号极不一致，即使一军之中也往往互相参差。前述各省所购之武器，分别来自德、英、法、美、英、比等国，据说进口枪炮的型号可达三四十种：国产武器也由于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不同的集团，存在着种种差别。各种枪械的口径不一,"弹药参差，不能互相济用"，给战争中的弹药补充和火器配备造成极大的困难。"无论怎样有效率，怎样诚实的辎重队，也决不能为队伍所带七拼八凑的杂牌武器配备合用的弹药"。更何况清军根本没有适应近代战争的后勤保障机构，这就在战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前线部队或有枪无弹，或弹不对枪。如宋庆所部使用的马梯尼枪子弹大小竟有四、五种，而天津军械局仅存20年前的旧子弹10万粒，既不知是否合膛，又不知是否失效。再如山东存有毛瑟枪子弹667000粒，其中不合膛者竞达475000粒。安徽癛生朱照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总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特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屈指。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各种枪械，"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这与日军统一使用国产定型枪炮，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清军使用的枪炮在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玉石交混的。官兵对武器的不善保管，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国产武器中，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林明敦中针兵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末肯领用"。以后改造快利枪，也因技术、设备落后，"未能过求精致"。金陵机器局生产的大炮，竟多次发生炸膛事故。进口武器固然性能较国产者优越，但内于经办人员的营私舞弊和外国商人的有意欺蒙，有不少"陈年之存货而诡为新制"者，以致"价多浮冒，物不精良"。就连赫德也认为中国政府不必"去花钱买这些可能一半已经无用的旧东西"。由此导致前线部队往往领到的是不能使用的旧枪。如总兵徐邦迟受命募军，所领1200枝进口的毛瑟枪就都是"实不能用的旧货"。这种武器，"临阵用之，子药不能及远，而又无力，开至数次，机关损坏"。至于清军使用的炮弹、子弹，大部分中国能自行生产，但由于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加之管理人员偷工减料，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天津机器局"配置于药之分量或多或少，或搀和不应用之物，致使自裂自败，有用之枪，转成巨患"。江南制造局所造子弹，"每逢演用往往误火，一及吹弹不能致远(原文如此--引者)，甚至炸坏铜壳，登开后堵伤人等弊"。吉林机器局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进口弹药要好一些，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汉纳根等人经手购买的小口径快枪子弹，"每箱上层尚佳，用至下层，往往有不合膛或药力不足，难于及远"。前线部队由于使用劣质弹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东北部队所领子弹，"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毅军"探马与倭战，连发四枪，不响，被倭击毙"。炮弹中也往往"实以泥沙"、"和以泥蜡"而不可用。据日方记载，旅顺口之役清军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清军对武器弹药的不善保管，也使优质枪炮的性能大大打了折扣。平壤守军的"克虏伯优质大炮竞锈得大部分连炮栓都拉不开"。北京的炮兵在连绵阴雨之中，"把一批大炮放在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没人管"。刘坤一驻扎山海关时，"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炮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送到关，堆积沙土中，阅效十日，无人收管。经德国某教习前往查看，谓子药全行潮湿，不堪应用。强使试验，只能及三十码远近，较之原制炮力不及二十分之一"。此类情况，几乎各军各处尽皆有之，言之令人痛心。
(五)清军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这些人固然勇怯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战争期间参与后勤事务的袁世凯指出，"今之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这是指所谓"威望素著"的老成宿将而言，至于一些新组建部队所调之员，则"多系浮薄少年，文弱书生，不谙军务"。在这样的军官的指挥下，即使部队装备了先进武器，也难免溃败的结局。在进攻时，他们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各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如聂土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1894年12月19日瓦缸寨之战，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尊被击毁4尊，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三次反攻海城之役，依克唐阿部重蹈覆辙，被击坏火炮5尊。所以，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士，也有人指出；"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六)清军的腐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连连溃败，而且还表现在每一次溃退，均"尽弃军实走，器械尽失"。这不仅削弱自己装备的总体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10000余枝；鸭绿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枚；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枝。以上数处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4000万发以上。另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17余万发，子弹7745．8万发。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澎湖等地清军遗弃的火炮亦达数百门，枪枝、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两相比较，怎不令人触目惊心！李鸿章曾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依克唐阿自己承认，自开战以后失去枪枝7807枝，损坏880余枝。至于火炮，到1895年初，只剩下快炮4尊。这些武器被日军缴获后，势必导致敌我装备的此消彼长。日军将缴获的武器(特别是大炮)投入战斗，大大加强了火力。如旅顺口之战，日军以所得卫汝贵部快炮"登山俯击"清军炮台。威海卫之战，日军攻占沿岸炮台之后，即掉转炮口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田庄台之战，是役，"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尽为倭人攻具，列辽河南岸，数倍我炮"。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清军势不能支，乃"大溃西奔"。可见，武器装备此消彼长的变化，对战争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