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兵团是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为适应多兵种大规模作战而组建的一级组织。从1949年到1952年，解放军一共组建过19个兵团，分别隶属于四大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
作为我军中仅次于野战军的一级组织，兵团一般下辖3—4个军，总兵力大约10—15万人。能够指挥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每一位兵团司令员和政委无疑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
在1955年大授衔时，作为正兵团级将领，解放军19个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大将和上将军衔。（第18兵团首任司令员为徐向前元帅，1949年6月由周士第接任）
例如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是开国大将；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是开国大将；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是开国大将。除了开国大将，19个兵团司令员中除了程子华（未参加授衔）外，其他人都是上将。
而19个兵团政委中，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是开国大将，其他参加授衔的基本都是上将，只有第1兵团、第9兵团（郭化若）、第14兵团（莫文骅）的政委是中将。其中又以第1兵团情况最为特殊，兵团司令员是上将，下辖的两个军长是上将，兵团政委却只是中将。
1949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第一野战军在陕西户县组建第1兵团，下辖第1军、第2军、第7军，共8.3万人。第1兵团兵力虽然不多，但在1955年大授衔时却有三人被授予上将，是开国上将最多的兵团之一。（四野的第14、15兵团也是三位上将）
第1兵团的三位上将除了司令员王震外，另两位是我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独臂上将”，第1军军长贺炳炎和第7军军长彭绍辉。
贺炳炎16岁参加革命，因为自幼习武，在战场上一把大刀所向披靡，屡立战功，22岁就升任红2军团第5师师长，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
1935年，在长征途中，贺炳炎为拿下一处敌人阵地，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右臂不幸中弹，被炸成肉泥状，在缺少医疗器械的条件下，医生只能用木锯锯下残肢。截肢手术后，他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回到前线指挥部队了。
抗战时期，贺炳炎担任120师358旅716团团长，358旅副旅长等职，率领部队转战冀鲁豫，开辟了多处敌后根据地。1945年回延安参加七大，受到毛主席的接待，见他用左手敬礼，主席握住他的左手亲切的说：“你是独臂将军嘛，以后就免掉这份礼吧。”
解放战争中，贺炳炎先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第一野战军第1军军长等职，率部解放青海后，担任青海军区司令员（正军级）。
以贺炳炎战争时期的资历和职务，在1952年评级时大概率是正军级，在1955年正军级最高就是中将。
但考虑到贺炳炎出身于贺老总的红2军团，在1952年评级前夕，他被贺老总调到了西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最终评上了准兵团级。（57位准兵团级将领中唯一的上将）
之所以贺炳炎能够评上将，除了他自身的革命功劳外，代表红2军团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红2军团的高级将领在革命中损失惨重，活到建国后的只有许光达、贺炳炎、廖汉生等人。在大授衔时，本应授上将的许光达成了大将代表，那上将代表只能是贺炳炎了。
第7军军长彭绍辉，190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瓦子坪，曾帮助毛主席做农民运动调查，被主席亲切的称呼为“真老乡”。
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红3军团第1师1团团长、第4师参谋长、红1师师长等职。1933年在反围剿战斗中，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打碎，仍坚持指挥战斗到结束，结果由于伤势太重，只能进行截肢。
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担任120师教导团团长，新编第358旅旅长，率部在晋西北进行抗日活动，后调任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吕梁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吕梁战役、汾孝战役等战役，后升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2年被评为副兵团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和彭绍辉，一个准兵团级，一个副兵团级都被授予上将，但第1兵团政委作为正兵团级只被授予中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1兵团成立之初，组织上任命的政委是张子意，但由于一些原因并未到任，所以最初政委由司令员王震兼任。但指挥一个兵团数万人作战，王震一人精力有限，打起仗来根本顾不上政委的工作，所以在第1兵团成立仅3个月后，上级便将第2兵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调到第1兵团担任政委。
徐立清参加革命后一直是政工干部，红军时期曾任红4军第32团政治处主任、第12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担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政委。
解放战争初期，徐立清的职务并不算高，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不过在随后进行的青化砭战役、蟠龙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徐立清临危不乱，顾全大局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彭总的青睐。
特别是在蟠龙战役中，西北野战军趁敌人北上之际，奇袭敌人后勤补给地蟠龙镇，结果回援的敌军直奔我军指挥部而来，在危急关头，徐立清不顾个人安危，亲率警卫连杀入敌阵，成功掩护彭总等人撤离至安全地带，被彭总称赞为“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在之后的解放西安、兰州等战役中，徐立清又履立战功，职务也从第6军政委一路升任第1兵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徐立清被调到解放军总干部部，担任副部长，协助罗荣桓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
在1955年大授衔时，徐立清作为正兵团级将领，理应授予上将军衔。（36位正兵团级将领，2人被授予大将，33人被授予上将）
但为了做到毛主席要求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评衔原则，考虑到自己分管授衔工作，徐立清便主动向罗荣桓申请降低军衔，遭到拒绝后，他又向彭老总和周总理申请降低军衔。
周总理原本也不同意他降低军衔，便亲自找他谈话，徐立清对总理说：“我是一名共产党的干部，是党和人民培养我成才的，授中将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况且我主持授衔工作，主动降低军衔可以避闲，堵住那些争衔将领的嘴，便于开展工作。”
此前有许光达力辞大将，毛主席称赞为“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的高风亮节、大公无私打动了周总理，感慨道：“徐立清也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最终周总理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的军衔从上将降为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