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谈论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如空中楼阁。提高农民养老金是个突破口，重视并改变分配制度和财政支出的缺失。
中国学界及一些官方政策文件都认为，经济增长动力偏弱的症结在于内需不足，为此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着力方向。全国两会之际，代表委员们意见纷呈，谈及社保和养老，笔者不揣冒昧，就扩内需提出更具体的建议：将60岁以上农村居民养老金提高至每月至少500元。
李强总理在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已经提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算下来，这笔由中央财政掏出、放进居民个人养老账户的钱，由去年的每人每月103元增加到123元，增长19.4%。增幅虽高，但因其起点太低、历年增长迟缓，现今农民/居民能拿到的养老金仍然很低。
李强的前一句话针对城乡居民，后一句针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企业退休人员（以下亦简称为居民、事业和企业）。在身份体制下，这三类人群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三级梯度级差——事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最高，平均每月数千至近万元（暂缺平均数）；企业退休人员其次，2022年人月均水平约为3000元（根据国家统计年鉴退休人员数和财政部社保支出数推算）；城乡居民养老金最少，2021年全国平均仅为每月179元（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只够买一桶5升装金龙鱼香菜籽油。
这样的级差可谓壮观，几乎令中国的养老体系失去国际可比性。一些人认为它有合理性，因三者缴费方式、起始时间和个人参与程度等不同；这些人甚至还会说，城乡居民拿养老金，你（以前）缴费了吗？
确实，事业和企业人员退休金，部分来源于个人及单位在职时的提前缴费，农民养老金制度因为起步较晚，部分农民未缴费即被纳入。2009年中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简称“新农保”），2011年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4年两者合并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它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养老金待遇的起点很低——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起步为每人每月55元（2018年调为88元，2020年93元，2022年98元，2023年103元），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补助，省及市县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再提供补贴，进入个人账户。
由于省市级政府的补贴力度不同，各地居民的养老金待遇也拉开差异。有学者和网友整理了2022年各省份居民养老金最低发放额，发现除上海、北京、天津等少数省市外，绝大多数省份的发放额不足200元/月，最低的仅为103元。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不久前谈到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时，曾举了三个朋友的例子：一个在政府部门，一个月退休金1万多元（科级约11000-12000元）；一个在企业，退休金4000多；还有一个在农村，每个月养老金只有100多元。可见，干部退休养老金是农民的70-100倍！
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人不断呼吁，给一部分群体直接发钱。不少国家的实例是：通过对中低收入者的直接补贴，很快走出疫情迎来消费复苏，个别国家单个家庭新冠期间获得的各类补贴甚至达3万美元。除了那些生活困顿者，中国约1.3亿的60岁以上农村老人，正是最需要补贴的对象。
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谈论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都如空中楼阁。提高农民养老金，也是发钱的方式之一。这么做的理由，从理论上说，是中低收入者当前表现为消费倾向低，有点钱就存起来，但实际上，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消费欲望，只是受到了收入因素的制约。
本世纪初，中国居民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尚在62.3%，2010降至48.2%，近年继续下降到38-39%的水平。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比较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则高了19个百分点。
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过低只是表象，影响消费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因为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收入高、收入稳定，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
因此，无论是三级养老巨大的梯度级差，还是现实中农村居民“没钱”消费，根本还在于部分群体受到了分配制度的忽视；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这一分配构架更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或称体制内）人员，而且它持续得以固化，即使有“新农保”这类边际改善调整举动，但其内核坚如磐石。这与长期以来推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大力度、大手笔形成强大反差。
提高农民养老金，还有更沉重的理由——农民这个阶层是中国经济快速扩张过程最亏欠的群体。
首先是长期的农业反哺工业。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方面对粮食“统购统销”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另一方面以城市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维持职工低工资水平、限制工资增长，由此将农业收入转移到工业（“反哺”），并垄断工业利润，以扩大投资，加快工业化。
改革开放后，农民自主权增加，既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其选择性扩大、积极性也得到激发，但在各类商品价格逐步放开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依然受制于农业相对低效及人多地少等现实，农民依靠种地获得的收入增长较慢。
其次是户籍制度的流动限制。1980年代后，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由此形成中国独特而又壮观的“农民工”队伍。到近两年，其总量依然超过2.95亿人。他们身在城市，较大部分仍不能成为城市居民，越是心向往之的大城市，越可能拒绝他们——户籍制度仿佛一道鸿沟，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到相对农村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笔者所在的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名称都已成历史。
再有，农民较难利用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在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被束缚于（相对于人口）少量的土地，年复一年讨论的土地流转，仍只限于选择性极少的村集体内进行，而当土地一旦被征用转为工业或商品住宅用地，其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也与农民没有太大关系。由于缺乏代言人，他们的权益在土地政策调整中也往往成为被遗忘者，或只能边缘性受益。
此次农民养老金底线提高19.4%，仍抵不上本文实例中干部/事业单位人员0.5%、企业人员1%的增幅，更不足以弥补历史欠账。按目前机制运行下去，农民养老金与其它群体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企业和个人养老金激励机制不同，当前由财政补贴形成的基础养老金，是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垫底层，它应当转向普适和公平，与身份和贡献脱钩。
有些行事谨慎的智囊或官员会说，给农民每月发几百元养老金必定会有渗漏，未必像期望的那样直达消费领域，是的，它们可能又沉淀为银行储蓄，可能变成了“彩礼”或儿女购房的首付……但它仍是必需的，因为小河有水大河方能成流，填补了这块缺漏，生产和消费才能顺畅连接，经济才能减少发展阻滞。
提高农民养老金只是个突破口，重视并改变现行分配制度和财政支出的危险缺失，这一小举动将被赋予更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