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得知儿子可能患上恶性淋巴瘤之后，郑维山立刻将其他几个孩子召集到身边，让他们与妻子一起回北京治病。临行前，郑维山叮嘱几个孩子，除了治病以外，有时间去找找总政，了解一下组织上对自己问题的意见：
“都快两年了，总政应该有个审查结论了。”
郑维山的孩子们到了北京之后，先找医院看病，排除了恶性肿瘤的可能之后，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看病的同时，孩子们去了总政信访办公室，碰壁之后，郑维山的孩子们给聂荣臻写信反映了情况。
“请总政干部部阅处。”聂荣臻看过信之后，当即作出了批示。
关于给郑维山作结论的工作，总政交给了徐厚田办理。过去几年中，徐厚田一直都在搞落实政策的工作，几个老干部所谓的“大案要案”，都是经他的手得到了解决。
1979年初，徐厚田派人前往安徽，将郑维山先接到北京等待结论。乘车走在长安街上，郑维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距离他离开北京，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时间。
自从政治风暴开始以后，郑维山就在逆境中保持着小心谨慎，但随着军区领导先后受到冲击，郑维山一步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冲击的命运。
1968年，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郑维山暂时脱离了艰难处境，不久还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受命于危难时刻，郑维山处处如履薄冰，在华北会议上，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有人就跳着脚说不能放过郑维山。
1971年初，中央将郑维山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尽管党籍和行政职级还有所保留，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工作。那一段时间，郑维山整天待在家里读书，开始思考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结果越想越不对劲，郑维山立刻意识到，很多事情自己将很难躲过。
不久，中央派人来找郑维山谈话，说他的问题是认识问题，再进一步就能安排工作。当时郑维山已经将检查交了上去，一听到还要“进一步认识”，郑维山当场就火了：
“还让进一步认识？怎么认识？几十万的军队和干部遭到污蔑，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郑维山一边说着，一边大力地拍着桌子，桌上的三个茶碗全部被震翻，茶水洒了一地。
就这样，安排工作的事情彻底没了着落，但郑维山却从不后悔。
林总折戟蒙古大漠之后，郑维山本以为自己的问题该搞清楚了，没想到有人从中作梗，将更大的“罪名”扣在了郑维山的身上，让郑维山再次跌入了谷底。组织上安排郑维山一家去安徽农场，郑维山接到通知后，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去哪里，去多久，这些问题郑维山都不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只管服从。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一去就是八年的时间。
郑维山回到北京的同时，总政还在为他的事情所忙碌。由于手上没有材料，徐厚田根据郑维山之前写的检讨，起草了为郑维山落实政策的第一稿。结果郑维山看过之后，坚决表示不同意：
“你们这个材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而我的检讨是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那样写，并不是实际情况。”
经过反复核查，郑维山的问题基本不存在，徐厚田又起草了第二稿，随后送给聂荣臻和徐向前审查。作为郑维山的老首长，徐向前对他很欣赏，但那段特殊时期的事情，徐向前也说不清楚，于是只好批示：
“不了解情况。”
那么郑维山离开北京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郑维山到安徽的时候恰好是冬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因此郑维山就整天坐在火盆旁，一边取暖一边读书。负责“监督”郑维山的两个人，和郑维山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郑维山并不是坏人，于是和他的感情也逐渐加深。
郑维山在房子边开出一块地种菜，整天累的一身泥一身汗，结果一场大雨，让郑维山的辛苦全白费了。大雨过后，郑维山站在泥水之中补种菜苗，还拉着儿子一起掏粪施肥。
生活在逆境之中，郑维山迎着各种打击奋勇上前，向厄运发起冲击。
十大召开之前，有人在军区党委会上，提议开除郑维山的党籍。周总理听说之后，立刻打电话给中组部，要求将开除郑维山当季的报告压下来。郑维山听说此事之后，又是一拍桌子：
“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就算开除我一百次，我照样是共产党员。”
1974年，毛主席提出要“解放”一批老干部。“看管”郑维山的干部得知消息后，悄悄告诉了郑维山。所有人都以为郑维山可以回北京了，结果盼来盼去，最终是一场空欢喜。
其实在那年国庆的招待会名单上，是有郑维山的名字的，但不知中间发生了什么，通知一直没下来。
次年，毛主席指示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有人为一些被关押的老干部呼吁，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多次催促纪登奎快办，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结果还是没有郑维山。
1976年，有人找到郑维山，要求他写个揭批邓小平的材料。郑维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自己和邓小平没有直接接触过，没什么可写的。毛主席逝世后，郑维山备受打击，连着两天不吃不喝，为家事国事而烦忧。
没过多久，政治风暴彻底结束，有人说郑维山这回该“解放”了，但郑维山经过一次次的失望，早已经学会了忍耐，静静等待着组织上给予自己最正确的结论。
在聂荣臻的催办下，总政终于查清了郑维山的问题，给郑维山恢复了名誉。
1981年，中央考虑给郑维山重新安排工作。原本郑维山想回北京军区，不行；去总参，去海军，都不行。恰好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的职位空了出来，郑维山主动提出去兰州。
出发兰州前夕，邓小平约见郑维山，提起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多次和自己说起他的事情：“你去兰州我是放心的，别的问题我不讲，主要有两个任务交给你，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
“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不辜负您的嘱托！”郑维山向邓小平保证道。
这一年郑维山67岁，他亲自带着有关人员三上西北高原勘察，先后走过了7万多公里，研究出一套完整的西北地区防御方案。在之后的三年中，郑维山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还组织部队协助地方植树种草。
1985年退下来以后，郑维山仍不忘关心部队的建设，甚至在接受肺癌手术之后，郑维山还想着再去一次西北。可惜由于肺部病变，郑维山的这一愿望最终落空，只能交代秘书替自己去一趟。
临终前，已经说不出话的郑维山，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四十面向西”、“大山口”、“祁连山”、“兰州”几个字。秘书立刻会意，慢慢将病床摇起，俯在郑维山耳边说：
“首长，您现在是面向西，面向祁连山！”
参考文献：
[1]于若平.忆屡建奇功的郑维山将军[J].军事历史,2002,(02):63-69.
[2]舒云.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J].党史博览,2002,(01):13-17+21.
[3]敬敬，陈泽华著. 快马加鞭未下鞍 铁血战将郑维山的传奇人生.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