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为提振农业生产力、增加粮食产量，决定效仿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成立“合作社”、“生产队”，集体耕作、劳动，充分发挥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尽可能快的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
不久之后，“农业集体化”政策开始在河北、河南搞试点，并很快取得了不俗的效果，粮食产量获得显著提高。党中央为此大受鼓舞，于是立即向全国推广该政策，但一些有主见的农民不想搞“集体化”，拒绝参加“合作社”、“生产队”，这导致“集体化”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甚至还引发了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分管农业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听闻此事后，专门下到基层调研，广泛征询了一些农民的意见，并将其汇总成报告递交给党中央。邓子恢认为推行农业“集体化”应该因地制宜，既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也要充分尊重农民意见，给予农民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不能搞“一刀切”除此之外，邓子恢还建议确立“生产责任制”，将“集体化”与“包产到户”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充分尊重了小农经济的现状，可谓一举两得。
但让邓子恢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却坚决反对他的建议，主席认为眼下只有“集体化”才最符合当下的国情，最能推动国家发展，此时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同舟共济，摒弃“个人主义”，全身心的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后，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邓子恢，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太过犹豫，已经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无奈之下，邓子恢只得低头道歉、检讨。
时间来到1961年，农业“集体化”政策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原有的“合作社”、“生产队”纷纷升级为“人民公社”，农民们的劳动力更加集中，但劳动成果却并没有获得增长，有些地方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粮食产量反而连年下降，老百姓只能靠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
邓子恢认为，这是“集体化”限制了农民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要想改善这一状况，就必须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适当调低农业税，给老百姓“让利”。少奇同志、邓公也同意邓子恢的意见，于是三人便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请求中止农业“集体化”政策，对现有农业体制进行改革。
结果却再度遭到毛主席批驳，主席认为如果搞“包产到户”，一定会导致土地兼并，届时地主和剥削阶级将会卷土重来，老百姓将再度遭受压迫和欺凌！随后，其他同志也陆续发表了针对邓子恢的反对意见，邓子恢一时成了众矢之的，接连受到指责和批评，最终，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他主动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转往闲散单位工作。
动荡时期，邓子恢受到严重冲击，居心叵测者污蔑他是所谓的“右派头子”，经常将他拉到公众场合批斗。邓子恢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同志，他拒绝向居心叵测者屈服，更不会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1968年，在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康生突然当着所有同志的面向邓子恢“发难”，邓子恢见状马上出言为自己辩驳，逐一回击了康生的不实指控，最终将康生驳得哑口无言。
眼看会议的气氛愈发尴尬、微妙，毛主席突然站出来打圆场，为邓子恢讲了两句好话，同时也暗中批评了康生，随后主动将会议的话题引向了民生、党建方面。但康生并不打算吃这个“哑巴亏”，会后，他开始联合江青、张春桥等人更加猛烈的迫害邓子恢，数次组织激进分子到邓子恢家中闹事，搞得邓子恢一家人无法生活。
70年代初，邓子恢不堪重负，终于病倒，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人将他送往解放军总医院疗养，同时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制定医疗方案，希望能将他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但遗憾的是，邓子恢最后还是病重抢救无效去世，临终之前，他还一直挂牵着红军和毛主席，嘴里念叨着“红军万岁”、“毛主席英明”等革命口号。一周后，党中央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当中央高干悉数到场为他吊唁，天安门也降半旗向他致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