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朱德，提起这两个名字，很多人心中涌现的大概都会是“朱毛不分家”、“朱毛会师”等。
但要说起“朱毛之争”，可能大家心中便有所疑虑了。
而谈到这两位亲密无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争”，又必要说到陈毅元帅的化“争”之“勇”。
这次的“争”和“勇”，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
背景介绍：
1928年井冈山会师，军人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正规部队与湘南起义部队，跟“书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农民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两支部队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经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
在两个部队融合的过程中，由于出身的不同，逐渐出现了种种分歧。
一、固守井冈山与出击赣南之“争”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6个旅18个团，对井冈山进行围剿。
毛主席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利用地形优势，敌来则集中优势兵力抵抗，敌去则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
而朱老总则认为井冈山地处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缺乏战略纵深，主张出山进行远距离、大规模游击战。
为此，二人争论不止，但都未曾说服对方。
后经陈毅协调，认为井冈山虽然易守难攻，但人口较少，同时经历了两次围剿后，又被经济封锁，军民生活十分苦难。
故决定以部分部队坚守根据地，部分部队出击赣南突破包围圈，引开部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攻，并打破其对根据地经济封锁。
突出包围圈的部队由朱、毛、陈三人率领，红四军团主力3600余人在出击赣南的过程中，遭遇了被毛主席称为红四军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朱德的妻子被俘后牺牲，毛泽潭负伤，陈毅几近被俘）。
不少人在遭遇失败后，主张将部队分兵行动，而毛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分兵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并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压下不予讨论”。
此时矛盾已然升级。
二、二月来信及红四军七大
1929年春，蒋桂军阀混战，毛主席审时度势采取了新的战略，领导红四军趁势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形势大好。
而在2月7日，朱德、毛泽东收到上海党中央的来信，俗称“二月来信”，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人——刘安恭。
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二人之后红四军的三号领导，此时他到达红四军还不足两个月。
刘安恭身上多少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傲慢与偏见，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军事才能不以为然。
在二月来信传达的“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红军在农村的发展，持悲观态度。
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深入土地革命”，并要求朱德、毛泽东二人离开红四军。
为此，红四军召开会议，由毛泽东在6月1日回信中央，认为中央的决定太过悲观。
中央在收到复信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他的部分建议，改变原有观点。
但刘安恭却对毛泽东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满（在其到来之前，军委已经取消，因为他的到来，才重新设立“临时军委”，名义上归“前委”领导）。
在此后的工作中，刘安恭多次对前委工作提出质疑，认为前委的领导范围过大，事无巨细都要插手。
甚至认为前委存在“书记专政”和“家长专制”的嫌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
据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等人回忆，刘安恭十分推崇苏联的一些做法，不结合红军的实际情况，主张首长负责制（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
他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竟然决定由临时军委领导、指挥红四军，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和作战行动方针，不得过问红四军的具体事务。
为此，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共有40余人参加。
刘安恭主张恢复军委，朱德表示支持；而毛泽东则极力反对，林彪等人支持，二人发激烈冲突。
毛泽东认为刘的做法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并表示此事不解决，便辞去前委书记一职；而刘安恭则指责毛，说他自己创造原则，根本不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两种意见难以达成共识，由陈毅提议投票决议临时军委设置的问题。
最终以36：5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提议，免去刘安恭原有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由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毛泽东也辞去了前委书记一职，由陈毅代理主持红四军工作。
彼时争论没有因此停止，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刘安恭对会议结果不满，四处游说；
毛泽东也认为党的组织原则得不到实现，不肯收回辞职意见。
随后，为解决问题，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二人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虽是刘毛之争，实际仍是朱毛的分歧）。
毛泽东于6月14日以《给林彪的信》为题，提出红四军党内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等14个问题，供党内讨论。
这14个问题，后来实际上构成古田会议的主基调和思想理论基础。
6月15日，朱德也发表《给林彪的信》一文，表达不同看法。
他表示共产主义不存在党领导一切的说法，赞同刘对毛的看法，即不听从党中央指挥、按照自创原则行事等等。
同时，毛泽东在信中表示，现在讨论的问题如果得以解决，对整个红四军的发展都是极大的进步。
朱德也表示，一个新的政党的建立，有斗争是必然的，而斗争的结果也必然是好的。
可见，爆发于朱毛二人之间的“争”，并不是所谓的权力之争，只是在建军之初，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随着“争”的扩大和深入，事态的发展开始让人担忧。
故红四军前委决定，于1929年6月22日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终止争论，化解矛盾。
会议上，朱毛二人依旧在“争”，作为主持会议的陈毅，在红军的两大灵魂人物面前，以团结为重作调解。
他诙谐的将朱毛二人比作楚国、晋国，而自己作为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同时明确表示，不怕争论，只怕影响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
最终陈毅做出“各打五十大板”的决定，对朱德、毛泽东 、刘安恭、林彪都提出批评。
并由代表大会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
三、九月来信
七大结束后，1929年7月8日，毛主席与贺子珍及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特委所在的蛟洋等地隐居读书，开展当地工作。
同在7月，陈毅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遭到拒绝后，由朱德代管。
八月，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取得胜利，九月组织筹备召开红四军八大，因东进失利，指战员纷纷请求毛泽东回归主政，得到回复称：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
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于此同时，陈毅在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期间，与各领导多次会面，并详细阅读了各方面红军向中央的汇报材料，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在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勇敢地抛下个人名利情，结合现实情况，于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做出全面、详尽、切实的，关于红四军的七大报告，并表达出对毛泽东的支持。
同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委期间，并没有很好解决存在的问题，反而降低了朱、毛在军中的威信。
9月1日，按照中央要求，陈毅秉烛而书，写下五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的问题》。
这就是陈毅跟他的“五万言报告书”的由来。
他在报告中客观准确的表达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准确的这一观点，从这点也能看出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胸怀与无私。
中央领导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李立三向陈毅问道：
“你认为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直接回答说：
“我是不如他的，我曾经两次代替毛泽东做过前委书记，而这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这说明我难担大任，管不了这些事。”
周恩来也表示：
“党和军队都需要核心人物，如果说在红四军中选出一位能影响全军的领导人，那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随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经过深思，做出指示，反思红四军“七大”的政治错误，责令刘安恭返回中央，明确朱毛对红四军的领导，毛泽东返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陈毅根据此次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两位常委的谈话要点，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10月初，陈毅携“九月来信”离开上海，返回红四军。
在解决朱毛之争中，陈毅以绝大的勇气面对自己，否定自己，为朱毛之争的解决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央为化解陈毅与毛泽东的矛盾，有意将他调离红四军。
陈毅坦荡地表示，七大的错误他是负主要责任的，等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再调离也不迟。
10月22日，陈毅回到红四军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及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明确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当得知毛泽东要打倒“陈毅主义”时，他与朱德商量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作深刻检讨，希望毛泽东不计前嫌，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11月下旬，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及陈毅前后三次来信。
他对陈毅的豁达、勇气以及自我批评感到赞赏，于11月26回到前委。
11月 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朱毛陈三人均出席。
会上气氛融洽，会议作出决定：
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
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各种封建残余制度。
同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表示四军团结服从党的领导。
12月3日，红四军开赴连城新泉，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加强政治、纪律、作风建设。
并由毛泽东将在井冈山时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增加两条，就此，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诞生了。
事后，周恩来对陈毅说：
“之前在七大的时候，你选掉过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这一点你一直心有愧疚，他此次上任之后应该会与你协同工作，
如果你感觉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皖根据地或者到广西去，
如果你有其他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
毛主席却大手一挥，对陈毅说：
“这有什么好说的，你不用到广西去，你就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
那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年仅31岁，毛主席36岁，朱德43岁，而陈毅只有28岁。
结语
经过此次的“争”，几人关系愈发团结紧密。
在随后的九大筹备中，陈毅协助毛泽东白天深入基层部队做调查，晚上撰写分析材料，以解决红四军党内的根本问题。
他将毛泽东在此前提出的十四点问题一一讨论，并在军队中逐一落实，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
12月28日，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
陈毅主持会议，向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详细说明，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大会定了基调。
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自此，朱毛之争也争出了一份建党建国的纲领性文件。
它将中国红军与旧式军队划分了界限，最终使其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被誉为建国建党的里程碑，是中国军魂的奠基石。
而在其中，也与陈毅的“三勇”牢不可分。
一者，勇于放弃自己的名利情；
二者，勇于否定自己的错误观点，承认自己的不如人之处；
三者，勇于放下包袱，探索问题本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党的事业无所畏惧。
正如陈帅所写：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图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