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与其他六名教师在北大的食堂张贴了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也被冠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主要批判三个人，他们都是教育系统的干部，其中有一人名叫彭珮云，在这之后，彭珮云受到冲击，并被暂停了工作。不过，后来彭珮云的成就很高，成为一名副国级干部。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彭珮云的丈夫，他的名字叫王汉斌。王汉斌出生于1925年，福建惠安人。青少年时期的王汉斌曾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学习，也是伴随着读书的增多，王汉斌开始探索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道路，他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渴望国家强大起来。在此期间，王汉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1941年正式加入了我党。
入党之后，王汉斌主要在缅甸宣传我党的抗日思想，发展抗日骨干分子。1942年，他回到国内，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继续在高校为我党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汉斌留在北平，主要负责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地下工作，期间他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运动，并在我党的领导下见证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王汉斌留在北京工作，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是彭真身边的得力助手，协助彭真做了大量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同时，王汉斌也在彭真身边学到了很多知识与处理问题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以后走上重要岗位奠定了基础。
王汉斌是高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所以他很快就受到重用。在这之后，王汉斌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二办公室主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继续投身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王汉斌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并且还担任过彭真的秘书，因为这些因素，王汉斌很快就被“打倒”，并被暂停了工作，甚至还被下放劳动。虽然身处逆境，但王汉斌一身正气，拒绝了造反派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坚决地与造反派斗争，凭借顽强的意志，度过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1975年，王汉斌重新复出，并被调到北京冶金机械厂，担任了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那段时期，王汉斌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狠抓生产，团结干部与群众，恢复工厂生产秩序，努力减小“四人帮”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王汉斌迅速受到重用，他先是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1979年又被调到全国人大，担任了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在推进人大的各项工作建设以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得到领导的表扬。
1988年，63岁的王汉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一名副国级干部。此后王汉斌又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也持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法制建设，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王汉斌已经99岁，他也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