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者》这部电视剧，由王一博、李沁和王阳主演，是一部罕见的民国时期金融题材剧作。通过精彩的叙述，该剧揭示了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深度腐败与黑暗面。
剧中人物宋先生、大姐及大姐夫，分别象征着历史人物宋子文、宋霭龄和孔祥熙。通过这些角色，剧集向观众展示了蒋介石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的统治方式。蒋介石把握军权，同时将财政大权交由亲家孔祥熙和兄长宋子文控制，这两位则通过其职位在金融部门与高层中轮流“坐庄”。
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国民的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被两位重要人物控制，他们是宋子文和孔祥熙。这两位政治家不仅轮流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董事长，还都曾经历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乃至行政院院长等高级职务。
在掌管财政和金融大权期间，宋子文和孔祥熙利用其特权谋取私利，他们的行为涉及直接贪污和开办公司以进行垄断性经营。这两种方式虽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积累财富。
相较之下，宋子文的行为在表面上似乎更为克制。他也涉及在经济活动中寻求利益，尤其是通过创建垄断企业，但他更多是在尝试维护一定的独立性，不愿完全屈从于蒋介石。这种立场在他掌管财政时尤为明显，因为这时蒋介石使用资金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这最终促使蒋介石自己开办农民银行，以寻求更大的财政自主权。
当宋子文于1945年重新取代孔祥熙，再次掌控财政大权时，这标志着孔祥熙因公众舆论压力和连串丑闻，特别是涉及黄金舞弊案，而不得不退出政坛的局面。这些丑闻不仅损害了孔祥熙的声誉，也揭示了他背后有强大的家族网络支持，尤其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宋霭龄被指控在军用飞机采购中抽取佣金，这一指控反映了当时国民内部的深层次腐败问题，其中政治、家族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
在抗战后期，宋子文因涉嫌贪污而被迫辞职。国民内部的压力促使他面临彻查的风险，但得到蒋介石的庇护，这些调查最终未能深入进行。据1939年一份日本的调查报告显示，宋子文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高达美元价值的637万，另有以日元折合的1358万美元。
到了1949年，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从宋子文的战时档案中分析出，他从公职生涯初期的有限财产，积累到了7000多万美元。与此同时，宋霭龄在美国的一家银行账户中有8000万美元，而宋美龄则在另一家银行存有高达1.5亿美元。
宋子文的部分流动资产存放在他在旧金山的广东银行中，宋氏家族（包括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城市中拥有多处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调查还揭示了宋家拥有或控制的一些公司，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
联邦调查局根据调查结果评估，孔宋家族在美国的银行总存款达到了7亿5千万美元。此外，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的一个私人机场，还发现了孔宋从中国运来的大量黄金。
当时，《镜报》发表文章披露了孔家的财富状况，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联调局的密切监视和媒体的频繁采访下，孔祥熙在“高人”的指点下，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导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了一份显示所有华侨在美资产的表格。表格显示，在美的所有华侨以及各银行的存款总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单一存款也仅有100多万美元。
这份公布的资料虽未直接提到孔祥熙，但其所传达的信息对孔祥熙极为有利，足以使他成功渡过这场风波，这简单的证明比任何详尽的解释都显得更为有力。
不仅如此，他们在南美的大规模投资显示了他们的经济影响力和全球足迹，拥有在圣保罗、圣地亚哥、巴伐利亚、里约热内卢和加拉加斯的众多产业。尽管具体细节未知，这些投资无疑代表了他们财富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四个子女的宠爱和纵容也表现在对孩子们开办公司牟取暴利的支持上。这种家族式的财富管理和增长策略，虽然为孔宋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却也引来了公众的广泛批评。
特别是在1943年，一个被认为是国难当头的敏感时期，宋霭龄为了给在美国纽约结婚的大女儿孔令仪补办嫁妆，指示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日夜加工精美的嫁妆，最终准备了八大箱并安排专机送往美国。不幸的是，这架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不久即发生事故，导致全部财物焚毁。不甘心的宋霭龄随后又下令赶制六大箱嫁妆成功送达美国，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大公报》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些资源的使用本可以救助数千名饥民，而孔令仪婚礼的豪华开支则被视为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批评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孔宋家族的广泛不满和愤怒情绪。
孔令仪晚年成为孔宋家族的代言人，尽管她本人拥有巨额财富，但家族早年的行为给她的形象带来了长期的阴影。
通过这部电视剧，观众可以深刻体会到民国时期高层的腐败情况，以及蒋介石如何在内部政治斗争中维系自己的权力。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当下政治清廉的一种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