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够建立非凡功业，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元素（隋朝统一天下，建立了制度，成为唐太宗的蓝本），也有“时势造英雄”的元素。太宗的个人政治魄力，尤其展现在其用人之道。制度方面，前文已有所论述，以下是讨论太宗个人与盛世的关系。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一是“不问出身，不避亲疏”。大臣之中，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太宗任秦王时的僚属，可说是被带进朝廷的私人部属，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既是外戚，又是太宗至友。他们被重用，不因太宗避嫌而被埋没。有别于“用人唯亲”，其实也有不少昔日秦王府的旧部没有升官，太宗回应必须以大公无私的原则任用官员。
另一方面，魏征和王珪都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臣，尉迟敬德是隋末群雄刘武周的部将，秦叔宝是隋末群雄李密的部将。这些人物，不但疏，甚至是仇，但同样因其才干而被重用。
太宗的求才，也反映在一个小故事里，由于天下大旱，太宗要求文武百姓进言，大将常何找食客马周代拟二十多条，太宗发现了，不但没有怪罪，还赏常何有推荐之功，马周被授予官职。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二是用人唯才，知人善任。这种知，不但是对大臣的认识，也是一种信任，让大臣在其岗位发挥其才。太宗评论隋文帝的勤政，认为君王要依大臣议决，奖罚分明。
太宗善于用大臣，著名的例子是房谋杜断，房玄龄善建良谋，却优柔寡断，杜如晦果断，但个性刚烈，太宗把他们并相，房主管中书，杜主管门下，发挥其优点。太宗曾言，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三是虚怀纳谏，从善而流。太宗常以隋炀帝拒谏为借鉴，向大臣自勉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其中以魏征最能犯颜直谏，曾先后向太宗陈谏二百多次。
太宗与魏征的君臣关系留下不少感人的逸事。如魏征向太宗表明心志，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对魏征的离世曾感叹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如今失去了一面镜子。
历史不能以公式计算不同因素所占份量，贞观之治，因客观环境而产生。当年隋文帝结束分裂局面，重建大一统的政权。贞观年间，承继了前朝的制度、经济及文化基础，再加上唐高祖李渊在位九年的平稳过渡，贞观盛世如此顺势浮现。
另一方面，太宗个人的魄力，具有清晰的治国理念，他改良制度而发挥功效，善用人才而建立鼎盛的治国团队，自制恰到好处，不霸道又不旁落。贞观之治既是顺势而来，也是个人创举。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政要》评其亘古而来，未之有也，《新唐书》赞叹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贞观盛世，当然有被美化之嫌，如全国全年只得三十位死囚，实在太平得令人疑惑。但 话说回来，太宗时期的安居乐业确实被普遍公认。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是隋唐盛世的展现者，贞观之治被后世所称道，被视古代君主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