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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上旬，在宋时轮、邓华第4纵队的支援下，李运昌、高志远等人在冀东举行暴动。
暴动像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席卷整个冀东地区，燕赵热血男儿纷纷参与进来。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参与暴动人数最多时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0万人，其中持有枪支的人员也超过了10万人。
暴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河北日军惊慌失措，冀东抗日掀起热潮。
可是，仅仅3个月之后，这支队伍就瓦解，只剩下了2000多人。
【冀东大暴动队伍在转移途中】
关于失败的原因，大家公认是起义之后部队向平西地区转移时，在路上遭遇袭击，队伍遭受重创。
因为暴动队伍大多是新兵，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么多人在路上成了敌人的靶子。
而且，很多些新兵留恋故土，还不太成熟，撤退途中不少人意志动摇，影响了士气。
既然如此，难道就没有人预见到这些情况？
如果预见到了，为何还要西撤，到底谁该担责？
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
下面，我们根据李运昌的回忆录对此事进行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关于此事，一个说法是宋时轮推动西撤。
【宋时轮】
9月中旬，八路军4纵在迁西县的莲花院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
河北属于侵华日军的“后方”，队伍暴动之后，日军必然调兵遣将进行绞杀。当时到处都是玉米和高粱组成的青纱帐，起义部队可以以此作掩护。但是到了9月底，乡亲们要收获，青纱帐要被砍掉。
这样一来，暴动部队没有了屏障，战士们大多是新兵，没有战斗经验，在平原地区很难立足。
因此，多数人主张撤到平西（涿鹿、涿县、蔚县、宣化几个县的东部）。
李运昌回忆，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而宋时轮原来是主张在冀东建立根据地的，看到大多数人都愿意西撤，宋时轮遂放弃了在都山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并且，他率先带领4纵的31、32大队返回潮白河以西地区。
9月17日，4纵政委邓华也给聂荣臻去电，汇报了大家的意见，说“冀东形势难以维持”，主张到平西地区整训。
然而，总部不赞同这样做。
9天之后，毛、朱、彭和刘等首长联名致电聂荣臻，让他转告宋时轮，部队不要西撤，在白河以西建立根据地。
那么，既然总部不同意，是谁违抗上级的指示，执意要西撤呢？
邓华接到命令后，很是为难，跟大家商量。
这时候，李运昌明确表态，反对西撤，认为在冀东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是可行的。
李运昌甚至表示，就是你们4纵撤走，我也要带队留下。
既然总部反对西撤，李运昌的态度也坚决，与会人员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留下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可是到了9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宋时轮从蓟北发来电报，说在武汉会战中蒋军失利，日军可以抽出兵力，打算分7路向起义部队进行大举进攻，应该全部西撤。
【青年李运昌】
这时候，遵照总部指示，前来帮助建立根据地的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姚依林也来到了冀东，听了邓华介绍情况后，也同意部队向西转移。
这时候，总部是什么看法？
1938年10月1日，少奇同志代表总部来电，同意宋时轮带4纵西撤，让李运昌留下。
10月8日，朱德和彭德怀也致电邓华和宋时轮，不同意西撤。
上级都认为，行军几百里撤到平西地区的话，路上很容易受到打击，风险太大。
这份电报与少奇同志电报相比，还有一个明确的变化，那就是要求4纵也留下来。
既然如此，邓华和宋时轮作为纵队领导人，为何要“抗命”西撤？
原来，这份电报留了一个尾巴，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西移。”
什么是“万不得已”？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
两天后，在邓华主持的会议上（在丰润九间房召开），大多数人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八路军4纵和抗联（冀东起义部队）应该尽快西撤。
会议只同意留下苏梅、陈群、包森、单德贵和赵立业同志率领400多人留下，继续坚持斗争。
对此，李运昌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已经成为少数派，只有洪麟阁同意他的观点。
对此李运昌只好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保留自己的意见。”
相信看到这里，所有人都会明白，西撤的决定是邓华政委提出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总部又同意的。
无论是4纵还是冀东领导人，都不能说是违抗了总部的命令。
众所周知，在1942年9月，因为6月份发生的雪村战斗造成重大损失，总部才做出了军事主官决定军事行动的规定。
【邓华】
在1938年，4纵的军事行动，政委有最后的拍板权。但邓华做出这一决定，也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做出的，当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也在场。
10月15日，马辉之和姚依林、邓华联合致电总部表示，当时的情况已经属于“万不得已”，他们也不忍心撤。
电报提出，如果不西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向冀东派来11支队，再加两个团，加强兵力。
派来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还要再派营级干部35人和连级干部100人。
再运来一批弹药，主要是手榴弹。
因为起义部队鱼龙混杂，需要改造；起义部队也缺少武器弹药，这样的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但是很难满足。
两天之后，少奇同志来电，表示只能给几名团营级干部，其余的困难自己解决。
电报一改以前的“万不得已”情况下可以撤退的意见，表示不同意大部队全部转移，最多可以转移一万人，大部队必须留在冀东坚持斗争。
可是电报发来的时候，部队已经在西撤的路上，并且遭受重大损失。
起义部队遭遇日军疯狂炮击，5万多人剩下了2000。
还有2名副司令牺牲，一位是洪麟阁，被炮击牺牲。
【洪麟阁】
一位是陈宇寰，身中数弹牺牲。
还有一位高级将领英勇牺牲，他是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杨裕民。
陈宇寰从1934年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洪麟阁1931年就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杨裕民是抗日民族英雄，还是留美博士、大学教授、著名造纸专家，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
以上三人都是宝贵财富，均英年牺牲，实在可惜。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很多不利因素造成的。
因为人员多，而乡村道路狭窄，只有两米左右。冀东抗联西撤的部队5万人组成三个梯队，行走在蓟县北部的乡村道路上，排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长蛇阵。
很多战士走了不远，脚上就起泡了，所以行动慢，一天有时候只走十几里地。
前面四纵的队伍已过了潮白河，后面的抗联的大部队还在平谷，绵延50公里。
由于经过地段大多不属于根据地，沿途没有人提供粮草，后面的战士往往饿肚子行军。
而且，当时已经进入此深秋，晚上的时候气温很低，绝大多数战士们仍穿着单衣，冷得瑟瑟发抖。
这么长的队伍，成了日军袭击的目标，一个炸弹下来，就能死伤几十名战士。
大多数战士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炸弹一响，就一哄而散。
这些战士有很多是种地的农民出身，乡土观念重，离开亲人到未知的地方去，没有思想准备，因此见到这情形，私自开小差回去的人也不少。
最要命的是，部队没有地图，也没有通讯设备，前后无法正常联系，指挥官不能指挥部队。
这么多不利因素集中到了一起，悲剧就难以避免。
紧要关头，李运昌挺身而出，果断停止西撤，带领1000余名战士回到冀东根据地，继续高举抗日大旗。
高志远部也成功抵达平西，但同样伤亡很大，到目的地只有1000多人。
【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综上所述，这一严重损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新生队伍太弱小。
留在当地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点，毕竟大家都是本地人，进了村之后，日军一时无法分辨，可以化整为零，不至于牺牲那么多人。
西撤的命令是集体决定，不是宋时轮，也不是邓华做出的，不能让他们个人负责。
而且，这一集体决定也说不上是“抗命”。如果总部在初期的电报中没有那个“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假设，而是旗帜鲜明强调必须在当地坚持斗争，把这作为唯一选项，结果肯定不一样。
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也无法预测，更无法左右。
冀东的热血男儿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勇敢拿起武器抗敌，谱写一曲壮歌，值得永远缅怀。
参考文献：《李运昌回忆录》，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