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适合21世纪吗?

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参加一场由联合国赞助的会议，讨论二战后货币和金融秩序的建立。闭幕演讲中，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总结，会议成功解决了导致战争的双重“经济恶行——竞争性货币贬值和对贸易的破坏性障碍”。

为防止竞争性贬值，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体系，并实施资本管制，同时由新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资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机制首先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谈判由美国首席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导。凯恩斯未能成功推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Bancor，而美国则更倾向于使用美元。在1944年，美国占据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50%的份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且是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经济体的主要债权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由美国主导和设计并不是一个意外。

布雷顿森林体系持续至1971年，直到当时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再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汇率。此后，浮动汇率成为常态，美国继续利用美元的过度特权——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能够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融资，而这种地位由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所保护，美国还是世界上的“最后消费者”。

80年过去，美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下降到按现行汇率计算的2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但美元的实力却比以往更强。不幸的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既是一种福分，也是一种负担。美国能够轻松地为其财政和贸易赤字融资，因为世界其他地区愿意持有美元。但长期维持赤字意味着美国对世界的净负债已达到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0%，而美国的主权总债务为3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美国GDP的123%。随着利息支出的增加，财政债务的成本也在上升，预计将从2025财年的占GDP的3.4%增加到2034年的4.1%。

与80年前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转变为全球资源的获取者——美国占全球人口的5%，对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制裁，并可在没有上诉机制的情况下，冻结或没收任何使用美元的个人、公司或国家的资产。讽刺的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自然和金融资本，鼓励全球消费以推动经济增长。由于通过债务进行消费最终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当前模式既不符合生态可持续性，也不具备金融可持续性。

为解决这些全球不平衡问题，联合国建议，“公正过渡”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和气候韧性建设。

那么，这笔资金将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流量和存量问题。年度缺口（流量）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来弥补。而存量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征税或用于资助气候行动。

法国和巴西已在理论上接受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倡议，即对全球3000名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征收2%的最低财富税，每年将因此筹集2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资金。当前数据显示，在过去40年间，超高净值个人的财富年均税前回报率（扣除通胀）为7.5%，而他们的有效税率约为其财富的0.3%。

另一选择是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对全球金融交易课以0.1%的税，由此每年可产生2300亿至4180亿美元的收入。无需赘言，富人不会允许这种增税的发生。

全球财政支出中有两个大项目可以削减。最大的是对化石燃料的财政补贴，2022年达到7万亿美元，占GDP的7.1%（根据IMF数据）。此外，全球军事开支每年达到2.4万亿美元，仅北约对乌克兰的资助就超过1000亿美元。

也许增加全球资金的最佳方式是提升全球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资本。如果富裕国家可以将2021年IMF特别提款权（SDR）批准的6500亿美元，以8倍杠杆的方式用于提升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那么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可以增加约5万亿美元（8倍的6500亿美元）。但要做到这一点，富裕国家必须同意这是优先事项，而鉴于它们当前安全感不足，倾向于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简而言之，21世纪需要多边合作来应对气候变暖、社会不平衡和严重极化等共同的生存挑战。如果因为富裕的北方不愿意进行改革，布雷顿森林框架无法为全球南方服务，那么不要惊讶于金砖国家主导的一系列机构可能崛起并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