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剂运动员参赛的丑闻却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近期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丑闻，被指控长期掩盖并默许一些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同时将这些运动员作为内线，监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
（巴黎奥运会美国运动员纷纷出现“紫薯脸”而引起热议）
独立调查记者本·诺顿通过社交媒体视频揭露了这一行为，他详细说明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操作方式，包括允许特定运动员使用禁药，并将他们招募为监视他人的线人。
（本·诺顿社交媒体平台）
在8月15日接受央视专访时，诺顿强调，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无权在国际比赛中放任运动员作弊，美国也无权为其他国家或国际体育赛事设定规则。
他警告说，如果这一丑闻继续扩大，美国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可能被禁止在2028年举办洛杉矶奥运会。
这起事件不仅损害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声誉，也对国际体育赛事的公正性和清洁性提出了质疑。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海报）
兴奋剂，自古以来就伴随人类而存在
兴奋剂是一系列精神药物的统称，包括增加活力的药物、令人感到愉快和振奋的药物，以及有交感兴奋作用的药物，通常能起到增加体力、抑制疲劳、增加心率的作用，从而增加身体的活动性和警觉性。
滥用兴奋剂会损害人体健康，特别是在体育运动领域，使用兴奋剂影响竞技的公平性，有损体育精神，这也是兴奋剂被列为“禁药”的主要缘由 。
历史上，为了战胜对手，超越自我，兴奋剂这种颇受争议的“开挂”黑科技，自古代奥运会至今，几乎从未缺席。
例如在北欧的古老传说中，战士们通过毒蝇鹅膏菌的提取物来消除恐惧与疼痛；在南美洲，印加人通过咀嚼古柯叶来保持旺盛的精力；在中国，士兵们则相信含有麻黄碱的麻黄科植物具有神奇效用。
然而，在进入近代之后，使用药物参赛仍然不被当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如1807年，选手亚伯拉罕·伍德声称自己使用了鸦片酊才保持24小时一直清醒，击败了其他选手 。
兴奋剂第一次大发展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4年人们开始合成麻黄素的类似物安非他命，商品名为「苯齐巨林」(Benzedrine)，这种中枢神经兴奋药一经问世就立即成了军方的宝贝，因为它可以让人忘记疲劳持续兴奋。
二战期间，仅英国就向士兵们提供了7200万片苯齐巨林。此外，人工合成睾酮：同化类固醇也首先用于给精疲力竭的战俘补充营养，不久，运动员也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功效，它们从此被称为「冠军的早餐」 。
然而，兴奋剂的滥用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努德·詹森因服用过量的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剂导致了猝死。这一事件使得国际奥委会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打击兴奋剂使用。
1961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希腊雅典成立，致力于禁绝兴奋剂在奥运赛场的使用。
（1960年罗马奥运会，100公里计时赛上詹森突然摔倒，随后猝死）
尽管如此，兴奋剂的滥用并没有被阻止，相反兴奋剂药物飞速发展，甚至种类的迭代远超检测方式的进步。
1970年代，血液回输开始在运动赛场上风行，直到1994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才开始进行相关的检测。
此外，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是近年得宠的新型兴奋剂，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这种兴奋剂始终无法被检测出。
常有人戏称，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展示平台，更是生物医药科技较量的隐形战场，其背后的严峻性不容忽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和医学科学家们也悄然加入其中，他们的角色并非单纯的治疗者或研究者，而是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那些试图利用科技手段作弊的运动员展开了一场智慧与策略的较量。
（英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比赛途中突然暴毙）
兴奋剂在历史上的利用反映了人类对超越极限的渴望，但同时也揭示了滥用药物对健康和公平竞争的严重威胁。
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反兴奋剂法规的完善，国际社会正努力确保体育竞技的公正性和运动员的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