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万元，对当时的证券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天内，哪里去筹这么多钱？只能由证券公司领导利用人脉关系立即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打了电话，行长表示同意。于是证券公司赶到银行开出支票，指令员工当天下午乘飞机即赴哈尔滨办理转让手续。随后，证券公司领导亲自带领下属和工行保卫处同志，也赶到哈尔滨。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钞票和国库券直接运来运去。
1000多万元的支票，换来50箱国库券，装满了10个大麻袋。怎么运走是个大问题。12月的哈尔滨大雪飞扬滴水成冰，眉毛挂霜，鼻毛结冰。这帮人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设计路线也绞尽了脑汁。如果搭乘飞机回来，因为已经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租一架军用飞机的话，军用飞机不直飞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性未知。最终包了几间软卧车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又不允许上软卧。最后，证券公司的人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守。
八十年代火车车速慢，安检简单，针对火车的抢劫司空见惯。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一刻松弛。对讲机始终开着。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如果倒卖国债是在夏季，在火车上经过洪水区，走走停停，有些火车承担邮件运送功能，中途要停下来交换邮件，更容易出岔子，绿皮车当时有的车厢连窗户都没有，运送国债，只能装几个麻袋，人睡在麻袋旁边。当时能嗅到国债的发财机会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有一定人生阅历，有过超过平均水平的信息整理训练（多数是通过上学，少数是通过社会闯荡）。八十年代之前国债停发已经十年左右，大部分人早就忘了还有这东西。建国初期，1949年12月政府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首先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公债的发行与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以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尺和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单位价格。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8年，随着前期公债还本付息数额的增加，中央政府认为依靠公债筹集资金意义不大。
因此，1958年4月政府作出《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决定从1959年起，不再发行全国性的公债，但允许地方在确有必要时发行地方公债。先前发行的公债，到1968年全部偿清。举借外债也于1958年停止，并在1965年前偿还了全部的苏联借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8—1978年中国进入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开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才从财政部分出来，开始重新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国债发行也逐步又被拾起来，后面结合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发生了无数风起云涌、风波诡谲的金钱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