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保险市场，哪里有“问题险企”，哪里就有中国保险保障基金的身影。在中国保险市场机构化解风险方面，保险保障基金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安邦保险集团被接管过程中，保险保障基金曾经立过汗马功劳，随着安邦资产与负债等的顺利过渡，这一集团也走向破产。
8月2日，金融监管总局披露，同意安邦保险集团、安邦财险进入破产程序。下一步，安邦名号将在工商系统被注销。
就在近日，在安邦被接管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保险保障基金也在更换“当家人”，颇受市场关注。保险保险基金官网显示，由郭菁接替张利，出任保险保险基金总经理。除了总经理一职，郭菁还出任保险保障基金党委副书记、董事。
资料显示，郭菁出生于1975年，此前为金融监管总局财务会计司副司长，他长期在保险监管系统工作，且任职于财会部门。其也是保险保障基金成立以来的第五任总经理。
保险保障基金经历了四届董事长，依次为魏迎宁、任建国、于华和吉昱华，经历的总经理包括曾于瑾、任建国（兼）、于华（兼）、张利和郭菁。
面对“问题险企”的不断增加，自成立以来，保险保障基金变得越来越忙，在这次安邦身影再现，以及近期大家养老挂牌转让股权，保险保障基金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里，『A智慧保』回溯历史，聊聊保险保障基金曾经介入与当下退出的心态、压力都已今非昔比了。
一个月前，也就是6月28日，大家养老挂牌转让其100%股权，介入五年有余的保险保障基金有意全身而退。为此，『A智慧保』曾撰文《5周年，大家养老难逃这一“劫”！被打包出售背后有哪些无奈？》予以分析。
根据媒体报道，大家财险也可能以同一模式挂牌转让。三年前，大家保险集团曾整体挂牌，但因为资金需求太过巨大，后续并无买方问津。三年后，大家保险集团另辟蹊径，试图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转让股权。在目前的金融环境下，这应该是比整体转让更可行的方式。这一切动作背后都是因为保险保障基金有意退出，因为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保险保障基金去做。
30年风雨兼程
保险保障基金，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共同构成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守护百姓钱袋子的重要压舱石。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保险保障基金不断积累完善，从简单走向成熟。
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集中管理，统筹使用”，这是保障基金的雏形。此时，保障基金处于企业留存阶段，并没有实现行业的统筹管理。2004年，《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发布，要求保障基金集中管理、统筹使用。于是，各家公司将累计提取的保障基金，统一缴存至保障基金专户，并由2006年成立的保障基金理事会集中管理。2008年，《管理办法》修订后，明确成立保险保障基金公司，负责保障基金的市场化、专业化运作。
2022年，《管理办法》进行最大幅度的一轮修订。此轮修订后，保险保障基金体现了与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相似的筹集和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不再按原有的半固定费率缴存，而是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风险情况，匹配与风险等级对应的浮动费率；不再对所有保单均施以救助，对于偏理财性质的保单，将另行制定救助方法；不再以事后救助为主，而是明确了风险监测和预警职能，将事前防范与事后救助并重。保险保险基金也在发挥风险减量管理的作用。
公开数据显示，历年保障基金余额和动用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首先，已入资被救助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也会体现在基金余额中，即使无法灵活动用；其次，近年来，保障基金救助天安人寿、华夏人寿、恒大人寿、信泰人寿共使用347.25亿元，远低于对安邦的救助。最后，2022年以前，保险保障基金平均每年累积不超过200亿元，但2022年末至今，在新规颁布后一年半时间内，累积了将近400亿元，增幅33%，远超保费自然增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规的确有助于保障基金“开源”。
从“挥毫”到“惜墨”
在安邦之前，保险保障基金始终以风险处置“主导者”的形象出现。2010年前后，保险保障基金作为单一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先后注资30亿元至新华人寿、60亿元至中华联合，直接主导两家公司的战略和经营。在公司风险基本控制、经营稳定向好之际，前者转让给了中央汇金并完成上市，后者在引入东方资产后，转让给三家社会资本（辽宁成大、中国中车、富邦人寿），均实现了可观的投资回报，至今仍被奉为保险业风险处置的经典案例。
然而，安邦的风险处置过程中，资本市场急转直下，保险保障基金“出手”之时，基金余额为1125亿元，2018年3月向安邦注资600亿元。
“出手”是为了应急化解风险，稳定盈利并顺利退出是其正常的操作思路。不过，现在退出并非易事。据了解，保险保障基金救助新华人寿时，两年即全部退出；救助中华联合时，三年也实现了大部分退出；救助安邦已逾六年，退出仍未有时间表，因此拆分挂牌转让不失为一种操作方式。
保险保障基金还能否救助行业诸多“问题险企”，继续承担“压舱石”职责？或许，比起“开源”，节流是个更加可行的解决方案。在风险处置的“后安邦时代”，保险保障基金开始尝试摒弃主导模式，逐渐向“参与模式”转变。
以上几家被处置公司，保险保障基金或以小股东身份注资，起到“参与者”的作用，或并不注资，仅起到“协调者”的作用。风险处置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除中央汇金和保险同业外，还来自地方国资、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其中处置易安财险就是引入了民营上市企业比亚迪。
探路救助新模式
作为保险业最后的“压舱石”，保险保障基金是否动用、何时动用、怎样动用，一直是业内讨论不休的话题。
曾经的“新华”“中华联合”模式不可复制，保障基金需要顺应行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2010年前后，恰逢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升级，人民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然而，彼时全国仅有不到100家保险公司，保险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做大做强保险业”是首要目标，牌照“一照难求”是行业常态。保险保障基金得以实现高回报退出，其经营管理虽功不可破，但更依赖于决策者踩准了行业发展的大势。反观目前，行业内外部环境变化显著，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保险保障基金当然也需转变思路，探寻更加切实可行的救助模式。
行业越是发展至深水区，越要依靠专业的力量，让真正想做保险的人做保险。风险处置的难度更甚于新设公司，若要切实破除沉疴、调转发展战略、改变业务模式，那么股东强大资源的支持，以及市场化专业团队管理缺一不可，这些远非保障基金所能给予。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虽然保险公司数量大幅提升，但仍有不少对保险业兴趣浓厚的投资人观望中，不少企业希望引入保险形成产业联动。对于缺乏特色的中小财险公司，以及资本补充需求频繁的大型寿险公司，不妨引入社会资本从根源上化解难题。
截至2023年末，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偿付能力报告的险企已有近20家，总资产高达1.5万亿元。随着经济整体下行、资产负债同时承压，可能有更多险企步入“待救助”行列，保险业的风险处置任重道远，风险排除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保险保障基金已从风险处置的“主导者”变成了“参与者”，为了进一步提升处置效率，后续或许还可能从“参与者”变成“监督者”，即以更小股比入资被处置公司，通过累积投票权或一票否决权等方式起到监督作用，防范公司出现治理僵局或新一轮风险。
此外，保险保障基金还可尝试复制比亚迪财险和申能财险的模式，甘于退后作为一名协调者，放心将风险处置的主导权交予“有意愿、有能力做保险”的股东。只有针对不同风险公司的特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救助模式，才是更有利于解决行业风险、实现长远发展的最佳方向。这或许会成为“协调者”未来一段时期的一大工作内容。
对“问题险企”救助模式如何多元化，也是未来保险保障基金董事会以及郭菁所带领的管理层所需要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