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后，延安派大批干部与部队挺进东北接收，作为高级干部陶铸也奉命挺进东北。原本抗战胜利前，陶铸与南下第二支队向湘粤桂开辟新区，任命他为湘粤桂边区副书记，他的妻子曾志也在南下队伍中。
部队从延安出发，经过山西，进入河南境内的孟津一带，此时得知日军投降的消息。没多久，就让这支部队转道北上东北，最终抵达沈阳，陶铸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曾志被任命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书记。
当时，由于我军李运昌部先行抵达沈阳，而且东北民主联军更早挺进东北，因此东北的主要城市都在我控制下。先行抵达东北的干部们，被任命职务后就展开工作，此时东北没有我军根据地，而且当时局势也很乱，这里有苏联红军，也有我军不断挺进的部队，还有投降的伪军、伪警察，以及各地的土匪活跃起来。
要展开工作，就必须发动群众，因此挺进东北的地方干部任务很艰巨，尤其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工作，并非容易的事情。随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军在美帝帮助下运兵到东北，我军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撤出来，在中小城市以及广袤的农村展开工作，发展根据地。
辽宁省委改为辽西省委，陶铸继续担任书记，在地方上他们抓几项工作，第一就是肃清土匪，然后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胜利果实，并进行土改等等。
曾志在辽西省委下辖的地委任职，工作很多，夫妻俩也是聚少离多，各自忙碌自己的工作。从隶属关系上，他们是直属上下级。
陶铸不仅是省一把手，而且还兼任辽西军区政委，司令员是邓华。后来部队组建野战军，成立辽吉纵队，邓华担任司令，陶铸兼任政委，因为主要精力在地方，因此副政委吴富善负责具体工作。
在地方工作，一点不比打仗轻松，工作琐碎、复杂，而且当时辽吉地区鼠疫流行，还有其他传染病，使得在地方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没有像如今的医疗，感染上就只有一个结果。对付这样的流行病，虽然老百姓也有土办法，但要忍受住疼痛。后来苏联医疗队带来疫苗后，干部们才松一口气。
陶铸身体一直不好，加上工作量大，无法得到休息，肺病加剧。在1947年秋，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时，他累倒了。曾志看到他骨瘦如柴，而且不断咳嗽，还喘不上气。大家对他的身体很担心，可他自己却很从容。
在没有特效药情况下，只能是慢慢休养，转眼到1948年夏，曾志得知陶铸住院，就去看望他，得知他患上急性关节炎，全身肿的厉害。她就留下照顾，经过治疗后，关节炎逐渐好转起来。
因为工作上的缘故，使得陶铸压力不小，曾志动员他去看电影放松一下，因为走路还不方便，看电影来去路上都走马车。陶铸看到照顾自己的护士，就让对方上车。对方是日本籍，这让曾志很不高兴，说为什么要优待日本人呢。让护士下去，自己走。
回到家，俩人就发生争执，陶铸认为她不应该这样，曾志也进行反驳，最终陶铸流下眼泪。
因为俩人的关系此刻很微妙，虽然俩人名义上还是夫妻，可是在来东北之前，曾志提出离婚，因为时局改变，使得个人的事情就放在一边了。
如今俩人一起在东北工作，彼此内心怎样的想法和委屈，不得而知。
冷静下来后，曾志也反思了自己的举动，自己确实不应该对待那位护士，更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让他下不了台。毕竟他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可能在别人心中影响威信。
尽管内心有所反思，可她没有向对方道歉，也没有按安慰对方，只是静静的。
后因形势关系，俩人再次分开工作，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曾志调任沈阳市委职工部部长。平津战役后，陶铸担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俩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南下中南。随着中南地区解放，陶铸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广东省省长兼省委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广东十多年。
陶铸在广东工作2年，作为妻子的曾志深感内疚，因为聚少离多，一直无法呆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应该去广州国共内战，尽尽妻子的责任。此后，曾志调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他们一起在广州生活十几年，直到1966年，上级把陶铸调北京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