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十三日，太原被李自成攻占的消息已传到北京，崇祯皇帝感到大事不好，遂下诏“罪己”，号召“草泽豪杰之士”自动起来保卫明廷，言辞颇为痛切，但基本上都是空话。
三月六日，也就是李自成农民军进占宣府的那一天，崇祯皇帝又一次下罪己诏。这篇罪己诏不仅言辞更加痛切，而且的确有实际内容。
例如向老百姓加征钱粮，向商民负买，都一律废止，对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都有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该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惜的是，时间太晚了。
李自成的大军已逼近京师，皇帝的号令已难出京城一步，再好的政策又有什么用呢？倘若在几年前有这样的诏书，或许还能真的起点作用，但到了这个时候，它充其量也只能令部分士民感慨一番而已。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已抵达北京城下，崇祯帝下诏亲征。
这篇诏书较短，可以全文照抄于下：
朕以渺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贤人在下位欤？抑不肖者未远欤?至干天怒，积怒民心，赤子化为盗贼。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耻，莫大于此。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这时李自成农民军已开始猛烈攻城，陷在旦夕，发这样的亲征诏又有什么意义呢？徒令世人取笑而已。
实际上，崇祯帝是想打着亲征的旗号外逃。但是，京师已被团团包围，外逃的计划也只能落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京师正流行一场大瘟疫，经学者研究，实际上就是一场鼠疫。
这场鼠疫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点正是以前人们所忽视的。
鼠疫又称“黑死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烈性传染病，蔓延极快，死亡率极高。
在6世纪东罗马帝国流行的那场鼠疫中，有学者估计，大约有一亿人死去。
在14世纪流行于欧亚大陆的那场鼠疫中，大约有2500万人死去，欧洲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
“黑死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词也就从那时流传开来。
到明朝末年，由于连年饥荒和战争，人口大量锐减，鼠疫也趁机传播开来。
这场鼠疫最先发生在山西和河北的北部，然后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进行传播。
根据记载，崇祯十四年夏天鼠疫就传到了北京一带。
刘尚友即崇祯时人，他在《定思小记》中记道：“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到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人患了鼠疫以后就出现淋巴结肿大，所以人们就称之为“疙瘩瘟”。
崇祯十六年至崇祯十七年间，鼠疫在北京城已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大量的人口死于这种瘟疫。
据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京师“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人们大都有迷信心理，对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感应学说深信不疑，因而就把这种灾异和明王朝的命运联系起来。
再加上李自成农民军日益壮大，步步向京师逼近，所以人们大都认为，明王朝的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时期就要到来了。
当时，北京城内患鼠疫的类型也多了起来，“有疙瘩瘟、西瓜瘟、探头瘟等症，死亡不可胜计。”
可怕的瘟疫引发起各种可怕的传言。有个传言竟然使京师陷于一片恐慌。
其大意是说，一天入夜后，一个老人告诉巡夜军士，半夜时将有一个穿着一身孝服的女子来，哭着由西往东走，切不可放她过去，否则为害不浅，到天明就没事了。
这个老人自称是土地神，“来救此一方民命”。
半夜时果如所言，一个穿孝妇女哭着由西往东去，说是丈夫死了，急于奔丧。巡夜军士拒不放行，这个妇女只好返回。
天近五更时，巡夜军士睡着了，这个妇女就偷偷地跑到东边。她不大会折回，用脚将这个军士踢醒，自称是丧门神，要“灾此一方”，并首先要降灾给这个士卒。
这个士卒十分害怕，回家告诉给家人，没说完就倒地死去。这类的传言越传越广，使京师人们都有一种大难将临的恐惧之感。
对于崇祯帝来说，李自成向京师步步进逼的事就已使他坐卧不安，这场瘟疫更使他心神不宁。宫中的条件比较好，由御医指导着作一些防备，但还是有不少宫人死去。
宫墙外更是一片凄厉景象，有的一家数十口人在同一天死去。老百姓敲打铜盆驱鬼邪的声音响成一片，崇祯帝在皇宫中也能清楚听到。
为此，他特地命人从外地请来个有名的道士，在宫中为他建醮，让他祈安禳灾。连续搞了几天，总不见效。
这个道士留下几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就走了。
对于明末来说，这场瘟疫至少在两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这场瘟疫极大地动摇了明廷官员的信心。
这正如崇祯帝亲口所说：“处处皆亡国之象！”
这必然造成明廷上下解体，人无固志，谁也不愿意继续为明王朝卖命。这自然是加速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其二，这场瘟疫造成京师人口大量死亡，估计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京师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这使得明军大量减员，士气低落。
再加上京营兵不断调出迎击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时京师的官军数量已很少，大约三个垛口才有一个士兵守卫。
因此，当李自成的大军到达北京城下时，所面对的几乎是座空城。因此，无论崇祯帝“亲征”也好，采取什么别的措施也好，他都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的进攻。
当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这种瘟疫在农民军中也一定会有所传播，这自然就会影响到农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在回顾自己的成功之时，李自成曾经说：明朝的灭亡，鼠疫并非元凶，而是来自明朝内部崇祯皇帝不会用人，事事自作主张，朝令夕改，致使手下武将不知所从，处处被动挨打。
当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即马上从北京撤离，躲避瘟疫也应是一个原因。李自成虽在山海关战败，但在北京驻守的农民军数量还很大。
按照通常情况，绝不至于毫不抵抗就加以放弃。史书上对这个原因虽无记述，但以理度之，这场瘟疫应是李自成毫不吝惜地放弃北京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