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故事丨献县一位抗日村干部的八年抗战琐忆

义和江涛2024-07-22 18:46:19  168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长驱南侵,华北危机,全国危机。我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在敌人所到之处,摆开了抗日救亡的战场,与日寇展开了生死搏斗。这场不屈不挠的人民战争,环境之残酷,斗争之激烈,战斗之英勇,在我国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这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历时八年。在这八年里,我曾参加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和敌工工作,也曾当过抗日村干部和区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开展对敌斗争。一些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对敌斗争事迹,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因长期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育,奉行“武士道”精神,在战场上,他们宁肯为日本天皇战死或被俘时自杀,也不作我军的俘虏。因此,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生俘日本侵略军官兵很少。

因此,利用一切战机,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反战、厌战和思乡的宣传教育,瓦解敌军,就成为我党我军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和策略,列入我军政治工作三项原则(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之一。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瓦解敌军工作,他亲手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这对做好敌工工作,瓦解敌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争取和瓦解日本侵略军,我党我军从1938年5月,在冀中各级设立了敌军工作部的建制:军区设有敌军工作部,军分区设有敌军工作科,团设敌军工作股,营设敌军工作干事,连队设敌军工作小组。

经过我党我军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敌军工作,逐渐使部分日军从“武士道"精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卖命,为日本军阀、财阀发动的侵华战争卖命,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行为,进而起来反对这场侵华战争。

冀中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20多个支部中的一个。在1941年春,冀中军区反战同盟支部中的成员有:吉田、小松、和田,可能还有多多良四郎和松山。

反战同盟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高举反战大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为共同消灭这场杀人的侵略战争,打倒日本法西斯,解放中华民族和日本人民而奋斗到底。

根据这一宗旨,反战同盟的任务是: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反战理论和马列主义,主动帮助八路军争取敌军,教育和改造日军俘虏,帮助八路学培训日语,敌军工作人员,利用日语在战场喊话,用日语唱反战厌战歌曲,开展敌军工作和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如对战俘经过耐心地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和“大和民族至高无上”的法西斯思想后,不少人毅然自愿申请加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组织。

1941年3月,我从冀中军区南支选派到冀中军区日语学习班学习日语,和冀中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住在一个村。那时学的51个日文字母,至今还能背诵出来,还有用日语在战场上对日军的喊话,以及思乡反战厌战的日语歌,有的现在还能说能唱。那时,这就是武器,是宣传教育武器,它虽不象真枪实弹那样杀伤敌军,但它能瓦解敌军,进行攻心战,使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至少是厌战思乡,军心涣散,失掉战斗力。

我记得,在战场上用日语对日军的喊话是:“日本の兵士なら、武器を引き渡し杀さ及い,優待すろよ!”这几句日语喊话,翻译成中文是,“日本士兵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还有一首日语歌,内容是教育日本军人思乡和反战厌战,翻译成中文是:

啦啦,啦……

丢下老婆孩子丢下家,

来到支那大天下。

今天这儿,

明天那儿,

白天黑夜去厮杀

家里没有米,

孩子叫妈妈,

妈啊没办法,

没办法呀!

盼望丈夫早回家

啦啦……

其日文是:

ラ子……ララ…,

妻と子を落とし家を落とし,

広い支那に来た

今日ことへ,

明日そとへ,

黒下白日つかみあいた去く。

家には米が及くなつたら,

子供は母さんを叫ぶか,

母さんも仕方がい,

仕方がない。

主人が早く戾るよう待ち望んじいる

ララ……

对日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我党我军对日军的政策。除战场喊话外,还在夜静时,隐蔽在敌人岗楼附近,用日语唱反战,厌战和思乡歌曲,在游击区的砖房墙上书写大字日语标语,在铁路和公路沿线,撒发我党我军优待俘虏和日军反战,厌战、思乡的小册子和传单。它紧密配合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5·1”反扫荡

1942年,日本侵略军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地方人民武装,调动了,十万之众的日军和伪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5·1”大扫荡。这一年,我正担任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兼抗日副村长。

我们魏家庄,那时是个只有85户的小村。地处滹沱河以北,平大路两侧,是我八路军常来常往的游击根据地。从1937年至1942年,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汉奸,先后在我村周围的村镇,即商家林、臧家桥、黄百户店、尧上、西留路、段村等村镇,安了据点,筑起了岗楼。“5·1”大扫荡前夕,日寇就对各个据点不断增加兵力。大扫荡开始时,敌人突然封锁了平大路和滹沱河北大堤。从此,我村就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下子变成了敌统区,抗日斗争也就更加残酷了。

为了坚持抗日斗争,我们党支部和民兵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挖了不少隐蔽地洞(螃蟹窝式),还搞了些夹坯墙和黑屋子等隐蔽堡垒。这些隐蔽堡垒,在日伪军突如其来的扫荡时,也起到了隐蔽作用。但是,这种简单的隐蔽设施,时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和破坏,因而时有抗日工作人员和村里的党员干部被抓捕和杀害。这次日寇的“5·1”大扫荡,是对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我们那些简单的防御施设,显然是难以应付敌人的这次大扫荡了。

如何坚持反扫荡,坚持在残酷的环境下对敌斗争?正当我们苦于无办法时,任一区抗日区长的魏子耀(原名魏廷林)同志,在一个漆黑的夜间回来了。路上,他在滹沱河南岸,隔河望到北大堤像一条火龙,从东向西伸去。他借着星星点点的火光,隐隐约约地看到三一群,俩一伙的日伪军,持枪荷弹地在大堤上巡逻。魏子耀同志,比我大十几岁,他机智勇敢,又有对敌游击作战的经验,在敌人严密封锁大堤通道的情况下,他巧妙地泅水渡过滹沱河,借着夜幕,钻隙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魏庄。

当夜,他找到我和党支部书记兼抗日村长的魏子敬同志。我们在非常情况下见面,高兴极了。魏子耀同志当即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日寇这次大扫荡的目的。他说:“这次日寇大扫荡,不同已往,敌人要反复地进行清乡、围剿、并要逐家逐户地进行搜查,妄图把咱们的党、政、军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我们的党组织。他沉思了一会又说:“为了战胜这次大扫荡,必须树立长期的隐蔽思想,党、政、军、民要各有各的隐蔽堡垒,彼此之间要绝对保密,严防一旦出了叛徒让敌人一网打尽。

听了魏子耀同志的讲话,更觉得敌情的严重,我和魏子敬也说了说我们的隐蔽意见,但都没有抛开过去的老一套。

这时,魏子耀同志胸有成竹地说;“过去的隐蔽斗争办法,已不适应目前变化了的环境。我看咱们三人在魏山林西北园子搞一个距井壁一尺半处能住三人的山药窖式的洞,洞底在井水面稍上,挖好后先铺木板再铺麦秸,然后在井壁开一个能钻入人的小口,洞的上口再封好,出入经井口下去至洞口。为了绝对保密,这个工程必须一夜完成,让老年党员魏景如伪装成担水的,每天吃晚饭前给咱们送饭、送情报。还要备一盏油灯照明;备一块五尺长、一寸厚、一尺宽的木板,出洞口井口时用;再备一条粗绳,利用并台上的辘辘桩,入井口洞口时用。

魏子耀同志讲完后,争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魏子敬都高兴地表示赞同。第二天,就分头作好了一切准备。晚上就动工了,天还不亮完就按计划完成了。我们三人当夜就住进了这个水井洞里。

我们的水井洞,是绝对保密的。敌情紧张时,我们昼夜不出来,有老党员魏景如伪装担水给我们送饭、送情报。我们约定的暗号是:即在井洞口上跺三脚,就知道是自己人送饭、送情报来了。我们就立即把井壁洞口的十几块砖起下来,取了饭和情报再砌上。

敌情不紧时,我们晚上出来分头工作:魏子耀和魏子敬去伪村公所了解敌人扫荡的情况和动向。伪村公所的办公人员,都是党支部选派的,不但政治可靠,而且是应付敌人有经验的老头担任,他们每天要向周围据点口头报告一次,是否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活动。相反,他们报告的都是“平安无事”。我主要是联系民兵游击小组,去据点打枪扰敌,或去掐电线。我们曾在一夜之间,破坏敌电线四、五空,把掐下来的电线抛到大坑或水井里。我们的民兵小组有步枪三支、快枪四支,每隔几天的夜晚,就到商林、黄百户店、尧上据点岗楼附近打几枪,扰乱敌人,使敌人彻夜不得安宁。

天亮之前,我们三人即回到井洞里,交流一夜的活劲情况。这样昼伏夜出,坚持反扫荡,也是一种乐趣。我记忆最深的是,魏子耀同志即兴写了一首小诗:

井洞潮湿阴且寒,

孤灯照我形影三

日寇清乡大扫荡,

谁知井下有人烟。

白天安然睡大觉,

夜晚出洞扰据点。

任凭敌人夸海口,

笑看对我怎么办。

这首小诗,在词可上虽不讲究,是大白话,但充分表现了我们在残酷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利用这种隐蔽斗争方式,从小麦将要吐穗,一直坚持到麦收后的七月初,历时近两个月。

在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影响下,日寇叫嚣的“十面出吉”、“铁壁合围”、“囚笼政策”、“清乡清注”等大扫荡战术,统统被我广大军民战胜了。日寇的兵力逐渐减少,士气一天天低落,再也见不到日伪军“5·1”大扫荡的气焰了。我们游击区的广大军民和干部,经过日寇这场大扫荡的锻炼和考验,更加坚强、更加活耀了。“

商尧公路伏击战

日冦“5·1”大扫荡过后,1943年,上级党调我到五区工作,五区区小队经过“5·1”反扫荡的锻炼,更加坚强,更加机智勇敢了。他们曾以一个班的兵力,在10分钟之内,歼敌一个班,伏击战打得相当漂亮。

这场伏击战之前,1943年8月的一天早上,通过商林伪大乡长赵炳均(我方派遣人员)的情报,得知商林据点的伪军一个班,即12名汉奸,已去柳川村骚扰老百姓,勒索财物。他们大约在上午10钟左右,沿商尧(商林据点至尧上据点)公路返回商林据点。

此时,正是盛夏,公路两侧长了一洼好庄稼。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密密森森,已高过头顶。公路南侧礼村附近,还有一片梨树果园。这些青纱屏障,正是出没隐蔽,打伏击的好地方。我五区游击小队指导员王民同志和班长高其林同志,率领一个班的战士,在青纱帐和果树林的掩蔽下,于这天上午10点钟之前,选择好有利地形,埋伏在礼村村北公路两侧。

刚埋伏不久。伪军即从柳川村出来,他们满载抢索的财物,大摇大摆,洋洋得意地踏上商尧公路。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指导员王民一声令下,全班指战员枪弹齐发,射问敌群。敌人毫无戒备,惊慌万状,乱作一团,当即击毙一名汉奸班长,打伤两名汉奸,没容敌人还击,全班战士一齐冲上去,把其余伪军全部活捉。在10分钟之内,结束了这场战斗。

这次大快人心的伏击战,共缴获敌步枪12支,子弹400余发,还有手榴弹和其他军用品一部。我班战士无一伤亡。指导员王民同志对活捉的汉奸当场进行了教育,全部释放。那两个受伤的汉奸,因为击中要害,从战地运回商林据点后,转送到县城医院时就死了。

战斗结束后,为防备敌人的报复,我小队迅速转移了。他们身背缴获敌人的枪械和战利品,兴高彩烈,经礼付、魏庄,直奔东留路。在东留路村党支部书记侯铁领家,受到在这里的县区委负责同志的鼓励,买了二十多个大西瓜,慰劳全班指战员。

村落战的神威

1945年1月24日,即农历腊月十一日,我五区区委接到情报:敌人从献县城里、河街、臧桥等据点抽调的日伪军400多人,有马队、自行车队,大部是步兵,在肃宁县扫荡讨伐后返回献县。这股长途讨伐的敌人,要路经肃宁县的龙泉桥,再经献县的南庄、前瓦中、魏庄等村,返回原据点。

区委根据情报判断: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国力难支、士气低落,再加上以德国为轴心的德、意、日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的日益惨败的影响,已是面临失败,垂死挣扎了。他们这次集中几个县的兵力,长途讨伐。只不过是为了壮壮军威,我们要抓住时机,在敌人经过的沿途,一定要把这次村落战打好。

肃宁县龙泉桥至献县南庄村,是一个有近二十华里的大洼,敌人经过这二十华里的长途行军,必然要在南庄休息、吃饭,糟踏老百姓。再经前瓦中南北街、魏庄的西街穿过。

经过判断分析敌军的行军路线,区委作出了作战方案:由区武委会主任范义修率南庄民兵游击小组,打地雷战、地道战;由区游击小队的一个班,在前瓦中村埋伏,打堵门战;由游击小队长王田和班长魏锒率一个班,在魏庄打高房战和地道战。

1月25日,即农历腊月十三日上午八点钟左右,疲惫不堪的日伪军讨伐队,果然窜抵南庄村。敌人进村后,三一群、俩一伙,抓鸡的抓鸡,搜白面的搜白面,也有的在村边休息。

这时,几个日军和汉奸闯进我们的地雷阵,进入高房射击圈。刚要进屋搜东西抓人时,区武委会主任范义修和手握步枪的民兵孙鹤川向敌人开了火,当即击毙日、伪军各一名。

敌人听到枪声后,马上纠集日伪军数十人,一窝蜂似的冲到交战地点,进入布雷区时,村武委会主任范付贵和民兵孙鹤川立即拉响地雷,轰的一声,地雷同时炸开,硝烟弥漫,炸得日伪军晕头转向,在黑烟中乱窜。因为地雷都是民兵自己造的,杀伤力不大,只是吓了敌人一跳,没有杀伤敌人。

这时,范义修和民兵从地道里迅速登上高房,连发数枪,鬼子和汉奸惊慌万状,退出村外,对被抓捕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有三人惨遭杀害,数十名被刺伤打伤。

因为敌人摸不清我方兵力的虚实,再没敢进村骚扰,惊慌狼狈地向南逃走了。

敌人路过前瓦中时,一穿而过,没敢停留。因此前瓦中村的堵门战没有打成。

大队的日伪军,急急忙忙又穿过柳川村东,直奔魏庄而来。村里的几个维持会的老头,手打着用纸糊的日本小太阳旗,上前去应付。由这几个老头带路,要通过一条南北走向的西街而去。敌人毫无准备。当日伪军进入街中心处,被我军早已埋伏在魏雅年北房西头的小队,突然伏击。

我们居高临下,先投手榴弹,然后是一阵排子枪射向敌群。当即杀伤日伪军数人,其中被我小队班长魏锒同志一枪击中骑着大洋马的指挥官。敌人在慌乱中,怆惶窜出村外,在距魏雅年高房300米处,用机枪和步枪瞄准高房乱射一阵,把灶筒也给打倒了。但敌人不知我方军事实力和出击目标,始终未敢进村。

日寇气急败坏,抓住了“迎接”他们的几个老头儿,又搜捕到在村边躲避的几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疯狂报复。

把魏灿林,魏学如在东场抓住,绑在大树上,用火烧。魏灿林活活被烧死,魏学如烧成重伤。

在村边西北场上,对被抓捕的魏德林进行残暴毒打,魏德林面对残暴的敌人,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汉奸,用重几百斤的大碌碡,压在他的脑部,被活活压死。

同时,还在村南,把魏芳如、魏禹林、张清田、郭租兰(女)等人抓住,均用刺刀刺伤多处。

这次惨遭杀害和被毒打、烧伤、刺伤的农民达数十人之多。

日伪讨伐队遭受伏击之后,制造了这一惨案,未敢进村,急忙整队向献县城里老巢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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