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谭政大将为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付出过沉重且惨痛的代价。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经历种种坎坷，终于恢复工作，回归正常晚年生活后，还会经历一场大劫。
那是1980年4月25日，谭政正在301医院的高干病房，疗养过去9年牢狱落下的伤病。当天下午，一位地位颇高的大人物来看望谭政，突然说到谭政在延安作出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他对谭政说，谭主任啊，那东西不能算你的著作吧？
谭政怒火中烧，但碍于情面和历经磨难后生出的政治敏感度，他选择不回答。几天后，心中有气发泄不出的他，发作脑血栓，半身不遂，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
那个延安作的政治报告，谭政为何如此在意？竟把他气成这样。这事，得追溯到作出这份政治报告的当时情况。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毛主席要求在此基础上，肃清部队内部的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时，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也在延安召开，谭政在会上就军阀主义倾向作检讨。随后，毛主席又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层，讨论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
之后的一天，毛主席把谭政请来，一同研究抗战反攻前夕，如何加强军队建设的问题。在炭火盆边，两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毛主席的讲话，让谭政思绪万千，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古田会议：那也是个寒冷的冬天，他们两人围在火盆边聊天，从白天到黑夜，毛主席起草，谭政抄稿，形成最终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案。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谭政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作调查研究，最终写成《关于军队政治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是谭政写的，更是毛主席教导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开花结果。
报告初步写成后，谭政就立即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立即着手进行反复的修改，并加进去许多自己的见解。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进行了报告。《报告》一经公布，就在党和军队内部，产生巨大的反响。报告得到众多高级干部的认可，它被评价为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
这份《报告》，不独属于任何一个人，它是毛主席和谭政共同呕心沥血的产物。
1980年那个大人物登门“通知”几天后，有关方面给谭政送来全军政治工作报告会议文件，其中就有那份报告。那份报告的内容没变，署名却成了“留守兵团政治部”，谭政和毛主席的名字都没在上面。
谭政见后哭笑不得又愤怒不已，秘书只能用惨白的语言安慰道：“可能是他们又搞错了。”谭政不接受，他激动地说道：“历史总会变成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谭政实在不能接受，如此重要的文件，竟然被说成跟自己没关系，连毛主席的名都不署，偏弄个莫名其妙的机关名。
谭政的身心，本就处在不健康的生病状态，还在缓慢恢复中，这个意外的精神打击，让他的身体迅速出现问题：左侧身体完全不能动，右侧身体也受到一点影响，语音能力失灵，吐字不清，还没办法用手写字——手不听使唤了。
后来有一天，秘书高兴地告诉谭政，有个权威资料收录了那片报告，上面署了他的名字。谭政听不到，秘书就用笔写在纸上，他看后难得露出微笑。
谭政的嘴巴动了动，但声音模糊不清，秘书最后通过嘴型，判断他说的是：“实事求是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