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首次“围剿”中央苏区何以铩羽而归

化学圈李先生2024-07-19 22:19:13  128

曹春荣

摘要:1930年冬,刚从军阀混战中脱身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动十万国民革命军(即所谓“国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然而事与愿违,五天之内连吃两大败仗,损兵万余,折将数员,只落得铩羽而归。红军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自有红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种种优势。而“国军”何以落荒而去,本文予以详细解读。

蒋介石素来视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为“心头肉”,黄埔系也一向以“天子门生”自居,瞧不起其他派系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首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均非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部队。而其中还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之分,如十八师、五十师等有正式编制的,是为正规军;而新编第五师、新编第十三师等尚未正式列编的,即为杂牌军。这些部队由民国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身份指挥。鲁涤平、张辉瓒、谭道源都是前湘军统帅谭延闿的部下,谭延闿死后,由鲁涤平接掌而归顺蒋介石。由此可见,“进剿”军成份复杂,导致各部队参战心态各异、步调不一。

内部离心离德

蒋介石派庶系“围剿”红军,能灭红军固然好,即使两败俱伤,甚至庶系吃败仗而损兵折将也无妨。因而,“进剿”军中,有的想邀功请赏,不惜单兵独进,以取悦老蒋;有的不愿为蒋送死,而不肯拼命,乃至倒戈;有的隔山观虎斗,或退避三舍,但求自保,遂不听号令。

此外,鲁涤平拥兵自重,以权谋私;部将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至不惜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鲁涤平被委以“剿匪”主帅重任后,就想一举建树空前功业,进一步升官发财。他确定第十八师和五十师为“进剿”主力,因为这两师都是他从广东带出来的,让自己的直系部队担当主力,不仅自己更放心,还可使手下为自己争光添彩。然而,鲁的亲信张辉瓒是个威风有余却很少带兵实践的将领,难以服众。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张辉瓒和公秉藩就各自暗暗盘算如何抢夺攻占东固的头功。公部先占东固,而与张部发生误战,公秉藩更是愤而率部自由行动,脱离张的掌握。张也负气不再与公联络。

另外,在关键时刻,张辉瓒还不惜卖友求荣。他在龙冈被俘后,竟然向前来试探他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言:红军下一步应去进攻第十九路军。甚至把第十九路军的情报都说了个清清楚楚。这些情报,跟红军得到的情报完全相符。[1]这件事也说明了“进剿”军中固有的离心离德现象之普遍。因此,张部在龙冈被围歼时,公秉藩部和第十九路军都未予增援解围,也就势所必然。

“进剿”军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事也时有发生,致使军中弊端丛生,难以为战。1930年12月中旬,鲁涤平命令第一纵队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从永丰出发,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从吉安出发,向东固进攻。规定十八师经九寸岭直攻,新五师经固陂、头陂侧击。新五师到达富田后,即侦知东固红军已撤离。12月20日,新五师九旅取道九寸岭,未经战斗进占东固,随即在周围山上布哨监视红军,防备反击。两个小时后,第十八师前卫工兵营到达东固附近,发现山顶有哨兵,疑为红军,即开枪射击。一场误战,双方各有伤亡。当晚,公秉藩抵达东固,听取九旅旅长王懋德报告后,“决定把第九旅和第十八师前卫误会的厮杀,说成攻占中央苏区东固的战况,分别报告吉安鲁涤平、南昌何应钦、汉口蒋介石。蒋介石复电说:‘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赏,着即提高番号为二十八师,犒赏官兵两万元,以资鼓励’”[2]。鲁涤平虽不愿看到攻占东固头功被公秉藩抢去,却也无可奈何,只恨张辉瓒不争气—是他擅改行期,贻误战机。嗣后,公秉藩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次日如何行动,张要公留在东固休息,由他率十八师进攻龙冈。显然,张急于将功补过,却冷落了弟兄。这也导致了他急难时无人相助的下场。

同年12月30日,张部戴岳旅开到龙冈约五六里处,先头团即与红军伏兵接战,双方相持不下。中午过后,红军陆续增兵,戴岳以正面兵力单薄,请求张辉瓒派兵增援。张仅派出一个团向前推进四里许,没有加入第一线作有力支援。戴岳再催无果,问身边的主任参谋练光枢是何道理。练说:“师长可能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进,万一失败,则率其控制部队退守东固以自保,必不肯努力增援。”[3]此话虽非出自张口,却符合张的心理和处事之道。有这样的上峰,手下如何能甘冒矢石,为其用命?

“进剿”中央苏区的另一主力—第五十师,因与红军有过长期接触,知道红军的厉害,故不敢轻率冒进,但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法,对总部每日行进七十里的规定大打折扣,只日进二三十里,多至四十里。这也是他们自保之计,顾不得总部许多。

张辉瓒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进剿”中央苏区前任南昌警备司令,残杀革命志士最多,为鲁涤平最得力的直系左右手。他因此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特务连是他的贴身御林军,装备精良,备受宠爱。其他部队官兵则相形见绌,待遇也差了许多,还时常受他打骂凌辱。因此其部下多说他很坏,后来以致于要求红军枪毙已成阶下囚的他。在龙冈战斗中,当红三军猛冲到张的师部时,他的警卫营营长早已集合全营以待,号兵吹敬礼号,全营举枪敬礼,欢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该营长“还毕恭毕敬地向黄军长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地摆好。连他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一并缴了”[4]。这固然是因该营长原是黄公略的部下,但也说明张辉瓒治军无方,难免众叛亲离。

外部丧失民心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谁能依恃民众,谁就能赢得战争;谁被民众所仇恨、抛弃,谁就必然覆灭。显然,在这一点上,“国军”远不及红军,他们得不到苏区民众的半点儿支持,反倒被民众愚弄、骚扰、掣肘和打击。因此谭道源才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哀叹:“到赤区作战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第十八师惨遭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恨,力图抗拒”[6]。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统御“国军”的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不顾广大劳苦民众的死活。中央苏区的民众,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是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所以,该感谢谁、拥护谁、支持谁,苏区民众心里一清二楚。

“国军”对待苏区民众的行径极其恶劣,更加重了苏区民众对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比如富田事变发生后,张辉瓒的部队趁机占领了东固,为扑灭东固游击队和人民的革命火焰,他们杀人放火,村子被毁灭,数百人被屠戮。而在赣西北,“张辉瓒的三个师(旅)曾在那里烧过成千上百的村庄,把凡是有子弟参加红军的家庭满门抄斩”[7]。此外,一度驻防吉安的邓英师,其部“士兵有如盗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邓英本人则嫖妓女,抽大烟,勒索富商大贾,吉安人对于他真有谈虎色变之势”[8]。“国军”如此到处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还能依恃民众吗?还能不遭报应吗?

总而言之,“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之所以惨败,关键还是失去了民心。

无从克服的深层次问题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恰恰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陷入了盲目境地。

首先是暗于知彼。在初次进行大规模“围剿”红军之前,“国军”多数不知红军底细,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土匪还不是一打就垮?有趣的是,“国军”官兵对红军的这种印象,来自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和“领袖”“总裁”。如1930年秋末,蒋介石挟中原大战余威,在柳河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别号)负责肃清”[9]。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举国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罗子雯“收复吉安”的例子说:“罗某能以一师之众,收复如此吉安重镇,可见消灭红军易如反掌。”他因此信心百倍地说:“红军的主力集结在东固,只要一举攻下东固,红军就完了。”[10]还没有同红军打过像样硬仗的“国军”各级指挥官,听了蒋介石这番鼓舞人心的话,不免志满气骄,看不起共产党和红军,以为可以手到擒来。于是,从统帅到众将官,一个个都嗷嗷叫,要克日荡平“匪巢”。

“国军”中也有被红军这颗“钉子”撞破头后,对红军开始有较清醒认识的。1930年2月,蒋介石调动他的得力部队—唐云山、邓英两个独立旅进驻江西,配合鲁涤平扑灭赣西南的革命势力。唐旅为“进剿”主力,占领了永丰、乐安后,向东固地区搜索前进。2月14日、26日,红四、红六两军及万余武装群众在水南和施家边痛歼唐旅,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唐旅全军覆没。这一下令敌人胆战心惊,顾此失彼,也给后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提了个醒。“国军”第九路军参谋长谢慕韩和总指挥鲁涤平等,对红军的素质就有了相当高的估计。但他们仍然觉得双方在数量上和物质力量上,“国军”占绝对优势,红军远不是他们的对手。因而在围攻部署上,不待第十九路军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即展开攻击军战略,导致张辉瓒师覆没。

当然,“国军”将领既便看到了红军的素质和数量,但他们看不到红军的士气。红军中的大多数官兵,都来自苏区,他们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阶级弟兄和家园而自愿当兵打仗;有的还满怀复仇的心情,要向杀害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家园的敌人讨还血债。像黄公略的红三军,就是由饱受张辉瓒部蹂躏的赣西北农民和矿工组成的,他们对“围剿”苏区的白军,有着满腔仇恨一朝报的情绪。因而他们未上阵便摩拳擦掌,一上阵就猛打猛冲、势不可当。红军如此高昂的士气,使之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哪里会被“国军”知晓和理解呢?所以,他们对于在兵力和物力、财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会败给红军,怎么也想不明白。

其次是暗于知己。蒋介石及其手下总是高估了自己,认为他们在兵员上、装备上、训练上、战略战术上等各方面,都比红军强过不知多少倍。但他们却不了解或不敢承认内部是如何离心离德、勾心斗角的;官长是如何虐待、克扣部下,部下尤其是士兵又是如何隐忍、伺机爆发的;黄埔系和其他派系部队间,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如何暗流汹涌、不可调和的;还有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如何,民众对他们是爱还是恨,他们也不甚了了。总之,一个是高估自己,一个是报喜不报忧,又疏于做深入的社会调查,蒋介石及其手下就难以明于知己。不然,为什么公秉藩谎报战功,竟能得到蒋介石的钦电嘉奖、且予厚赐呢?为什么许多平日信誓旦旦效忠“领袖”“总裁”“校长”的部队,时机一到就倒戈起义呢?虽然种种怪象、乱象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暗于知己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区)的天气和地形,“国军”也是缺乏深刻了解的。赣西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山脉、水系纵横交错,复杂多姿,往往让陌生人找不到头绪和归路。山林中雾气瘴气时时迷漫,更令外人望而生畏。加之山路崎岖,独木架桥,“国军”必经之路又常被苏区民众破坏,以致交通极为不便,大部队很难展开和相互呼应。这些地情,不为远道而来的“国军”所洞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了解到这些地情,要让从未或少有来过这些地方的官兵立刻适应,也是难以奏效的。所以,“围剿”苏区的“国军”不免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

以上所述,应是“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必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政治属性使然,这些原因又是他们自身的痼疾所造成的,因而也是克服不了的。三年解放战争下来,八百万“国军”灰飞烟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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