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44年，问鼎中土的蒙元帝国尚不足百年，久未决堤的黄河却突然发难。由于注意力分散和处置欠妥，彼时当政的元顺帝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出人意料的躺平不作为。直至局面无法收拾，才决心花大力气予以治理。
奈何窗口期已过，任何针对前个错误的补救措施只能招来更大破坏。这场水患遂成王朝崩塌的导火索......
历史的渐进积累
黄土高原的特殊环境 极易造成河流泛滥
通常而言，黄河的不定期泛滥因素有很大比重源于自然。由于黄土容易沉积在河道底部，随之而来的沉积作用往往容易抬高河床，酿成大规模泛滥或永久性改道。由于缺乏相应技术，古人通常无法及时探测细微变化。等到大量河水无处释放，必须找一条新的路径奔向大海，再组织修补工程也为时已晚。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壮大，势必造成林地湮灭和水土流失难题。这些因素不断累积，会进一步向河床施压，进而引导至两岸堤坝。古人的应付手段相当原始、机械，执拗于兴修越来越高的堤坝，从而加剧洪水破坏性。特别是在财政吃紧、吏治腐败的王朝中后期，连基本的巡防掩护都无法持续。这就怪不得黄河水患频发，将无数人畜、良田和城镇都裹挟吞没。甚至强势“侵入”其他水系， 彻底影响原有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的各次黄河改道示意图
此外，有些王朝统治者为规避敌军兵锋，也经常打喜怒无常的黄河主意。例如公元1128年，宋朝的开封巡抚杜充为防止女真人南下，下令掘开黄河南堤。这次以水代兵虽没能阻挡金兀术饮马江南，却无意中让大量夹在泥沙的黄水灌入泗河与淮河流域。至此，黄河出海口首度完全移至山东半岛以南，让江淮地区的土地日益贫瘠化。仅仅到1194年，原先还能让海船进入的淮河也惨遭堵塞。黄河在实际上改道向南，通过洪泽湖汇入长江。
这类历史进程，在蒙元帝国南下后得到少许缓解。这主要是因为蒙古人的经济政策相对多元，不容易对沿河土地施加过度压力。而且还开拓出能取代运河线路的海上漕运，完全没理由搞规模盛大的年度治水。奈何过去积累的不稳定因素始终健在，不可能因暂停折腾就一笔勾销。最终还是在1344年重露峥嵘，先后在白河堤和金堤决口，让位于今日山东境内的曹州、济宁和定陶等地都饱受灾害。稍后更是向北蔓延，流入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对跨省交通和盐场收入造成严重威胁。
1344年 黄河水灾带来相当严重的破坏性
看似完美的救济措施
明朝人笔下的元顺帝形象
此时，蒙元帝国已步入黄昏阶段，但作为当事人的统治者却很难察觉。当黄河泛滥的噩耗不断传来，便顺其自然的祭出大量救灾、赈济措施，维护 地方社会的大致稳定。其中某些规定早已有之，但也不乏针对新问题的临时补救。
首先是建立常平仓，为受灾民众提供最基本的果腹保障。该项制度起始于忽必烈时代的1257年，不久便因花费过大而遭抛弃。元顺帝加以恢复后，希望能靠这些官营机构来赈济灾民，顺便与依赖民间力量的义仓搭配使用。然而，前者的口粮份额经常遭各级官吏层层克扣，真正能拨到乡村一级的储备所剩无几。于是转而扩大征粮范围，将更多份额摊派到民众头上。但首要目的是为应付检查，稍后也多半要落入关系户腰包。至于后者，只能设立在物产丰富的江南地区，否则就与全盘官营的结果无异。
官营的常平仓 经常沦为某些群体的谋利工具
其次是设立惠民药局，用于提防水灾过后的大面积染疫。这项制度的起源更为古老，最早在窝阔台汗时代就有过先例。后来几经起伏，又承接到元顺帝手中。不过，这类施药机构的经营状况一直很不稳定。因为药物始终是稀缺品，很容易因大型灾祸而价格暴涨，等于无法惠及普通人群。何况古代的医学技术较为滞后，对付不了众多恶性病菌，效果自然很不好看。
此外，元顺帝还下令减免灾区百姓的徭役负担。奈何地方官员与差役们仍旧要张口吃饭，在征收其他各类苛捐杂税时毫不留情。甚至如上文所述，对部分尚未遭灾的地区“变相加税”。直接重创正常社会经济活动，反过来变相助涨财政危机。如若朝廷为赈灾需要增发钞票，则又会引起通货膨胀与各类囤积行动，直至锁死流动性和削弱购买力的滞涨出现。
尽管有免费施药 水灾后的大疫仍旧相当凶猛
最后，元朝还有类似福利机构的养济院，专门用于照顾无家可归者。理论上，被收养者能定期得到粮食、柴薪、衣物等生活品，享受免费的基础医疗，直至最后获得安葬。只不过这类服务往往需要执行者有充足财力支撑，对于一片已深陷水灾的区域而言作用不大。哪怕元顺帝层下令严格实施救济制度，仍旧拗不过黄泛区沿线的基层财政崩溃。
正因如此，蒙元帝国虽有看似完美的赈济措，实际上却很难在相关地区进行推广。整体上实施力度不大，根本提供不了任何的基本生活保障，改善不了灾民们的悲惨的结局。但为了在表面上粉饰太平，各级官吏还要对民众加紧剥削，或是索性两手一摊向大都的宫廷索要拨款。
许多元朝的地方官 始终以个人谋利为主要目标
注意力的全然分散
黄河泛滥之极 元顺帝正沉迷于党争内斗
即便如此，蒙元帝国凭借强大体量，仍旧可以动员人力修缮河道大堤。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水患的治理竟被长期拖延，到公元1349年才进行相关讨论。可见此前的官员虽不能说是毫无想法，但至少在行动力方面相当抱歉，终极原因还是注意都集中于党争内斗事宜。
事实上，蒙元帝国的上层内斗由来已久，进入王朝中期后更是呈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和元顺帝时期相比，此前的各类纷争依然是小巫见大巫。其人继位前，非常害怕权臣燕铁木儿的色目军事集团，故而在掌权后花很大精力予以压制。譬如提拔伯颜担任中书右丞相，从而激化两大集团的相互倾轧。一度闹到爆发武装叛乱，才以血腥方式予以平定。
元大都的现代复原CG图
此后，伯颜的势力趁机壮大，又将自己同元顺帝置于对立面。后者依照对抗燕帖木儿的成功经验，又扶持脱脱担任丞相，构建起反抗伯颜专权独断的小集团。双方不约而同的严厉打击不附者，提拔那些愿意顺从的谄媚对象。岂料势均力敌的格局没能建立，反而引出稍后取而代之的哈麻、雪雪等新一代斗争家。顺带还将冲突范围扩大，由寻常政务发展到立储夺嫡、废立皇后与军阀混战。
作为乱局的始作俑者，元顺帝看似可以在高位操纵一切，实则根本没本事掌控不住节奏变迁。他所能达成的目标，无非利用本身的至尊地位，再根据眼前状况做本能反馈。以至于最顺手的工具，竟然是御史台等监察机构。结果必然是在无形中耗费太多注意力，对内斗撕逼外的任何工作提不起兴趣。不到火烧眉毛的危机时刻，绝不会愿意顾及具体政务。
贾鲁的治理黄河工程 为红巾军输送了大量反元人才
于是，蒙元帝国在黄河溃堤的前五年毫无作为，稍后才匆匆召集朝臣商议对策。等到工部尚书贾鲁征发17万军民治黄河，已是公元1351年的事情。何况如此庞大的工程队伍，仅每日花销就相当吃力。以至于各级官吏本着工程越大、账目越复杂、可捞油水越多的原则，利用漏洞继续疯狂的吃拿卡要。
可怜那些整日挥汗如雨的民夫，原本就有不少是黄河泛滥的受害者，如今也不过是想借“以工代济”政策混口饭吃。面对眼前的此情此景，这些积怨已久的下里巴人无法再继续忍耐，便纷纷投入韩山童和刘福通的红巾军门下。虽然未来的命运犹未可知，但元顺帝的江山稀碎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