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下午，时任南京军区高干的陶勇将军竟不明不白的溺死在一口水井之中，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党中央和上海市委马上责令公安部门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务必要揪出幕后凶手，以告慰陶将军的在天之灵。
事关重大，上海的公安部门不敢怠慢，马上抽调精锐干警组成专案组进驻案发现场展开刑侦工作，并很快还原了案发案发全过程。据悉，陶勇在遇害当天上午曾会见了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廖政国将军，两人在一起聊了很多有关阶级斗争的话题，期间陶勇情绪激动，几次拍桌子大骂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瞎搞”，将整个上海弄得乌烟瘴气。
上午11点半，廖政国起身离开了陶勇的办公室，而陶勇在平复了心情之后，随手批阅了几份文件，并给南京军区打了一通电话，汇报了一些军务。12点整，勤务员按时给他送来了午饭，他吃完之后便返回宿舍稍事休息，补充精力。
下午2点半，陶勇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理发，于是便让警卫员去找理发师，大概二十分钟后，当警卫员带着理发师赶回来的时候，竟发现陶勇栽倒在一口水深不足一米的水井中，警卫员一时大惊失色，连忙高声呼救，同时将陶勇从水井中拉出来，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没过多久，救护车赶了过来，将陶勇拉到医院进行抢救，但可惜的是，医护人员拼尽全力仍未能创造奇迹，陶勇还是于一小时后不幸逝世，时年五十四岁。
由于事发的时候现场过于混乱，一些关键证据不慎被毁坏，加之那个时代刑侦技术比较落后，缺乏监控、指纹提取等手段，因此该案件的调查工作迟迟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安干警一直在“原地踏步”，毫无线索和头绪。而且当时正处于动荡时期，政局十分敏感，有些居心叵测者为了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竟不惜捏造证据恶意诽谤陶勇，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因为害怕被人揭发罪行，所以才畏罪自杀。
南京军区党委、军委总参部后来采信了这一说法，在官方层面将陶勇定义为自杀，同时封存了一切卷宗，这桩轰动全国的凶案至此草草结尾。陶勇的妻子朱岚同志在听闻丈夫去世的噩耗后，一时病倒、卧床不起，而南京军区、总参部的敷衍举动更是让朱岚大受打击，她的病情由此愈发严重，最终于当年9月不幸逝世，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
许世友将军很同情陶勇和朱岚，可他眼下的处境也不乐观，实在无力为两人伸张正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照顾陶、朱的四个孩子，让其茁壮成长，不受任何伤害。时间来到1974年，四个孩子都有了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于是许世友便其中三个男孩送进部队当兵，剩余的一个女孩则安排到护校学医，这也算是让他们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资本。
这四个孩子中，最为优秀的当属老三张小勇（陶勇将军本名张道庸），他性格开朗、吃苦耐劳，因此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很受上级首长喜爱，入伍仅三年时间便获得提干，当上了见习排长。动荡结束后，他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进入师教导队学习、进修，结业后被提拔为某坦克连连长。
任期内，张小勇一面狠抓训练，提高官兵们的综合素质，一面加强政治建设，革除部队中残留的错误思想，提升大家对党组织的忠诚度和对人民群众的服务精神。80年中期，张小勇被保送到海军军校深造，毕业后他加入东海舰队，历任炮艇艇长、某驱逐舰舰长。80年代末，他主动申请退伍，转而投身商海打拼，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直觉和精明的经营，很快便获得成功，一跃成为身价上亿的人民企业家。
值得一提的是，张小勇一直在积极奔走呼告，希望党中央能重启对父亲遇害一案的调查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案发时间过于久远，加之关键证据缺失，即便党中央重启调查，大概率也查不出真相。进入90年代，张小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由此急转直下，已经无力再打理生意、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默默隐退，住进医院专心疗养、调息，集中精力与病魔对抗。2012年，他因为病情恶化故去，时年六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