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至此，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毫无转圜余地。
那时，江淮、江南等广袤且肥沃的区域，尚未被战火侵袭，仍稳稳掌控在大明手中。
并且，大明的陪都南京，拥有完备的官僚管理体系，照常运行，政治、经济基石相当牢固。对比历史上东晋的“衣冠南渡”以及南宋的仓惶南逃，南明当时的形势明显要好得多。
再看军事力量，南明实力不容小觑。单说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对外号称拥兵百万，就算有夸大成分，减半计算，也有四十万兵力。
江北四镇的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四位总兵，麾下兵力总计约二十万。依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铎攻克南京后，江北前来归降的南明官兵，有总兵23名，副将47名，马步兵23万8千300名。
还有军阀郑芝龙和郑鸿逵兄弟，手下兵力至少十万，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率领的大顺军、大西军残部，大约三十万人。
如此算来，南明的总兵力至少一百万，而清军入关时，兵力仅十万余人。 可是，占据这般优势的南明政权，仅存世15年（从1644年到1659年，也有说法称名义上存续39年）。
相较之下，南宋存续152年，东晋也延续了103年，南明败亡速度实在惊人。 关于南明迅速败亡的缘由，史学家普遍认为，皇室宗亲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朝廷大臣各怀心思、各路藩镇各有打算等，都是关键因素。
从个人责任角度来讲，以下四人责任重大。 首先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当李自成的大顺军逼近北京时，有大臣提议崇祯南迁，以保存朝廷，崇祯因坚守“君王死社稷”的理念拒绝了。
后来，大臣又建议让太子离开北京，南下坐镇南京，以防不测，崇祯依旧拒绝。
崇祯自己不南迁，一方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极其看重名节；另一方面，他对当时战局仍存幻想，觉得以往北京被围都能化险为夷，此次或许也能如此。
但不让太子南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太子南下南京，既符合惯例，又能召集兵马，还不会影响军队士气。
崇祯此举，很大程度上是过于在乎所谓的“名节”，加之刚愎自用，不知变通。 由于崇祯和他的儿子们都未能逃出北京，致使南明在选择皇帝时，没有一个能令众人信服的人选。
这使得南明四朝，皇室宗亲为争夺正统之位，相互厮杀，大量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实力都在内斗中白白消耗。
例如，东林党人想拥立潞王为帝，马士英和江北四镇总兵却要拥立福王，双方为此争执不休；弘光帝被俘后，唐王被立为隆武帝，与此同时，鲁王在浙东出任监国，两人又为正统之位大打出手。
隆武帝被清军擒获后，其弟被立为绍武帝，而桂王又在肇庆被立为永历帝，绍武与永历也因正统问题相互争斗。
整个南明始终未能形成统一核心，自然难以与清军抗衡。所以，崇祯的错误决策，是南明败亡的重要根源。
史可法身为南京留都的兵部尚书，在南明选择皇帝这一重大事件上，表现差强人意。
当时，崇祯的三个儿子均困于北京，新皇帝只能从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等人中挑选。
按照血统和惯例，福王即位最为合理。但史可法却摇摆不定，先是想迎合东林党拥立潞王，随后又想立桂王。
结果，马士英抢先一步，联合各方势力拥立了福王为弘光帝。 史可法的这种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一，他自己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只能外出督师；其二，马士英掌控了朝政大权，政治生态变得污浊不堪，江北四镇总兵因迎立福王有功，变得嚣张跋扈，不听从朝廷指令，最终致使南明被清军逐个击破。
弘光帝朱由崧登基后，未能履行应尽之责。他能力欠缺却觊觎皇位，为了登上皇位，寻求军阀支持，导致江北四镇总兵肆意妄为。
他称帝后，还排挤史可法，宠信马士英，致使朝政混乱。
马士英既无能力也无威望，还加剧了内部矛盾，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军逼近南京，南明的军事力量在内斗中不断损耗。
最后讲讲吴三桂，。他投降清军，还亲手缢死了永历帝，成为了南明的终结者。
而且，正是因为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清军才能迅速进入中原。
否则，清军和大顺军会在长城一线僵持，南明就能获得战略缓冲期，有机会休养生息、恢复元气，长期在江南偏安一隅也并非毫无可能。
总之，崇祯、史可法、弘光帝、吴三桂这四人，由于各自的问题，使得原本占据优势的南明迅速走向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