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在天京开会,做出了通过“围魏救赵”来解安庆之围的决策。
李秀成、陈玉成,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南北两岸进军,约定1861年3月会师武昌,进攻湘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实现“围魏救赵”的战略。
然而,由于失误,陈玉成、李秀成虽然都先后逼近武昌,但都没有真的进攻武昌,两路合击、“围魏救赵”的企图半途而废了。
因此,后世每论及此,都不禁叹息,认为陈玉成、李秀成“偶然”失误,导致“围魏救赵”半途而废,并认为倘若陈玉成、李秀成全力按计划会攻武昌,必能再次“围魏救赵”,一举解安庆之围。
按照这样的想法,那么,太平天国安庆沦陷,局势瞬间由中兴走向“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是李秀成、陈玉成转瞬间的失误而已。
果然如此吗?
围魏救赵之策
太平天国企图以“围魏救赵”之策来救安庆的想法,由来已久。
1860年5月11日,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取得又一辉煌胜利,众将登朝庆贺,并开始讨论下一步方略。
此时,洪仁玕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步,是先趁胜发起东征;第二步,一旦下路得手,就购买火轮二十个,回身与湘军争夺制江权,同时,兵分两路,回攻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当时,湘军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安庆城下,安庆已经有危了。
显然,太平天国高层当时就没有打算回安庆与敌正面作战,而是已经有了东征后直攻武昌、“围魏救赵”的打算。
洪仁玕的意见,得到了众将的一致认可。
随即,太平军开始东征,并“限一月肃清回奏”,也就是东征只打一个月,然后就要开始“围魏救赵”,集中全力解决上游问题了。
但实际上,仗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得住节奏了。
到了1860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才回到天京,开始讨论救安庆的方略。
此时,枞阳已失,安庆已经危在旦夕了。
这段时间,太平军虽然打下了东南大片繁华地区,但是,原先设想的“购置火轮二十个”的设想并没有成功。
但是,太平军仍然决心采取“围魏救赵”的方略。
具体部署是:陈玉成由江北西上,经皖北进入鄂东;李秀成自南岸西进,经皖南进入江西、鄂东南···其余杨辅清、李世贤各路也各有安排,主要工作是牵制江西、皖南的湘军,配合陈李二部的行动。
如此,围魏救赵之略已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临门一脚,半途而废
随后,陈玉成、李秀成都先后逼近武昌,看起来很有机会打下武昌。
1、陈玉成,兵临城外,转头而走。
尽管陈玉成先尝试了直接解围作战后再开始“围魏救赵”的行动,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到了约定好的1861年3月,陈玉成还是进入湖北,并攻破距武汉仅200余里的黄州。
当时,“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可以说,打武昌,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
而当时的陈玉成,所率的部队号称10数万之众!
然而···陈玉成调头走了。
2、李秀成,号称50万之众,不敢战而退。
李秀成这一路比较迂回,到了6月才逼近武昌。
当时,李秀成一路收编、招兵,兵力号称50万,气势如虹。
然而,占领距武昌一步之遥的大冶后,李秀成也掉头走了···
如此,两路合攻武昌,“围魏救赵”的企图,半途而废了!
并不合理的“解释”
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距武昌仅一步之遥,但先后掉头而去···
对于这种现象,所谓“解释”很多,但皆是不合理的解释!
1、两路未能同时抵达,未能形成合攻之势。
最常见的解释,是把一切责任甩给李秀成。
他们认为是李秀成没有按期抵达,导致“会攻”无法实施,最终无法成功。
诚然,李秀成是慢了一些,但是,这绝不是陈玉成、李秀成皆不攻武昌的理由。
陈玉成入鄂,集结者10数万;李秀成兵力,更是号称50万之众。
任何一路的力量,看起来都具备了单独进攻武昌的兵力条件。
况且,对于陈玉成、李秀成这种经验丰富的将领来说,并不至于因为这种概率并不小的意外而慌乱手脚!
所以,两路未能同时抵达,并不是陈李不攻武昌的合理解释。
2、英国的干涉。
陈玉成进攻武昌前,英国出面进行了干涉。
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在汉口的商业利益,“劝告”太平军放弃进攻武汉。
因此,有观点认为,陈玉成是受到英国的恐吓,遂不敢进攻。
这一说法,虽然有些道理,但也不尽合理。
首先,在1860年,太平天国确实与洋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太平天国承诺在1861年不进攻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而英法等国也承诺在1861年继续保持中立。
因此,英国人“劝组”太平军进攻武汉,是有依据的。
但同时,当时并未建武汉市,汉口是通商口岸,武昌则是省城。
太平军要攻击的,主要是省城武昌,而不是汉口。
所以,攻武昌,并不“违约”。况且,太平军一贯政策,虽“不首先启衅”,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因为洋人的阻止而影响军事行动。
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的幕僚询问李秀成不攻武昌的原因时,也没有提及英国人的影响,可见当时没有人认为英国人的阻止是太平军不攻武昌的重要原因。
攻武昌既是关乎大局的决策,陈玉成也好,李秀成也罢,自然是不会因为英国人的阻止而停止的。
因此,这些常见的解释,皆是不合理的,皆不能解释为什么陈玉成、李秀成“临门一脚不射”。
不攻之因1:“围魏救赵”之策已被识破
对于太平军的企图,清军早已经看穿。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太平天国的“围魏救赵”之策,已经耍了很多遍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曾国藩早已经看穿了这样的策略。
因此,曾国藩早已经定下了应对之法。
一方面,曾国藩上奏,表示以后如果其他省份吃紧,不要再调湖北的兵力去支援了,以是官文、胡林翼可以支持;同时,还应该适当增强湖北的力量;
同时,曾国藩也做了预案,适当的时候,可以抽调部分兵力回救湖北;
但同时,曾国藩围攻安庆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
无论武汉之或保与否,总以狗逆(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因此,曾国藩早已明确以安庆为全局第一关键,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应对。
所以,太平军攻武昌,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并不能“趁虚”。
不攻之因2:难以趁虚
看起来,太平军的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他们并不能趁虚攻武昌。
1、陈玉成逼近武昌时。
陈玉成计划以十数万人攻武昌,看起来规模很大。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陈玉成原先想要先在皖北外围取得胜利,再图武昌,但连战不利。
因此,在紧急进军武昌的途中,陈玉成的兵力集结并不理想。
捻军龚得树率领的数万人,在松子关被湘军击败,龚得树牺牲,所部剩下的3万于人返回定西远。
因此,陈玉成手上的部队,只有5万余人。
而湘军在湖北兵力虽然薄弱,但是,也很难打!
虽然武汉守卫空虚,但是,省城内外仍然驻有1万余清军。
尤其是,清军在江面部署了大小炮船110余只,封锁江面。
所以,陈玉成虽然仍有绝对兵力优势,但仍然没有机会迅速打下武昌。
而同样由于湘军控制了长江制江权,因此,安庆等地部分水师,可以便捷地运兵来援。
所以,陈玉成要打武昌,局面不是“趁虚”,而是一场大会战!
2、李秀成逼近武昌时。
李秀成逼近武昌时,兵力号称五十万,更是人多势众。
但实际上,大多数是沿途新募的部队,战斗力严重不足。
而且,与几个月前陈玉成逼近武昌时相比,清军更加清楚太平军的企图了,因此,在湖北的关键位置同样部署了精锐力量。
尽管集结的湘军兵力远不如李秀成,但既是精锐之师,又先出战地,更得水运之捷。
后来,李秀成表示:“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
可见,“鄂兵强”,正是李秀成不敢进攻的主要原因。
当然,鄂兵再强,规模差距摆在那里,李秀成如果下定死决心,强力进攻,即便不能打下武昌,也仍然可能达到减轻安庆压力的目的。
只是,李秀成以江浙为根基,不愿在武汉消耗太大力量,故不敢战!
总之,尽管陈玉成、李秀成的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但是,由于敌人已经看穿了“围魏救赵”的企图,提前做了部署,因此,攻武昌,已经失去了突然性,已经不是“趁虚”,而是非要一场大会战才能解决问题的了。
不攻之因3:如要会战,武汉绝不是更好的战场
对太平军来说,攻武汉不是趁虚,而是只能进行一场大会战。
对太平军来说,如果要进行一场大会战,武汉并不比安庆更理想。
1、后方不稳。
当时,皖北、皖南、江西,皆有大批清军,太平军要在武汉实施会战,是没有稳定后方的。
尤其是,左宗棠在皖南击败了李世贤,太平军在皖南已经陷入被动,李秀成的后路出现了严重危险。
而对清军来说,后方的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皆可以源源不断为清军提供补给和兵源。
因此,在武汉会战,太平军很难支持下去。
2、运动不利。
如果在武昌和安庆两个地方同时实施会战,太平军要同时照顾两个战场是很困难的。
由于长江制水权已经被敌人控制,因此,敌人可以便捷地根据形势进行运转,而太平军则只能走陆路,既是效率低下,又很容易受到拦截。
3、形势远不及安庆。
在安庆作战,至少安庆尚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太平军在此会战,仍然有内外夹击之利。
相反,武昌尚在敌人之手,而陈玉成、李秀成的后路却十分危险,在此决战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既然无法趁虚打下武昌,一定要打会战,则在武昌进行的条件反而不如在安庆打!
总之,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围魏救赵”的企图失败,并不是陈玉成、李秀成的偶然失误所致。
其关键原因,是太平军已经没有了“围魏救赵”的条件。
“围魏救赵”,既要“攻其必救”,又要“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太平军的这个策略,早早被敌人看穿了,敌人已经提前做了相关的部署和预案了。
如此,还谈什么“围魏救赵”呢?
话说回来,太平军征战多年,其运动战的战法,来来回回就是这招“围魏救赵”,已经打成“地球人都知道”了。
奇谋妙招,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套路”,那自然无法“出奇制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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