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来到2024年下半年，原本将宏观经济会否完全复苏的希望寄托于为期半年的此时此刻，然而复苏势头早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呈减弱之态势，直到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再一次掉头直下，无法摆脱地心引力似的，伴随基本面的所有数据一起往下坠。
如今舆论场上仍存在大量忽略客观事实，拿着扩音喇叭，闭上眼、仰着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会唱多经济基本面。
其实这么做对改善人们的认知和市场预期非但没有丝毫好处，反而还会误导上面的人做出错误决策，导致经济基本面始终不见好转，过于千篇一律且整齐划一的舆论明显就是经过人为修饰的，对于想要改善现状的行为而言，百害无一利。
我们不能再对摆在面前的客观事实装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痛斥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反自然的，这不纯属倒反天罡了嘛！
于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率先看清、搞懂这些年来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接受这些问题所导致的现状和真相，再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等所造成的现实后果。
想要做到以上这一切，我们就必须要实事求是、讲究科学方式方法论，不能依靠主观臆断，也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抛弃正常的逻辑思维，从而陷入无止尽的诡辩，或寻求立场上的争端。
接下来，让我们挖掘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通过这些真相，以此寻求解决它们的正确之道。
我会先观察过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类行业，从过去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就此作为切入点，深究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结构性问题，再然后寻求解决之道，试图逐个击破。
以上便是我个人为寻找经济领域的真相，并尽我所能以解决之的科学方法论。
众所周知，过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外贸、投资，以及消费。
而我国经济是从近些年，主要是自2022年以后才开始走下坡路的，虽然早前就在部分领域呈现出下行的端倪，但彼时仍呈结构性上升的态势。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便将三驾马车在内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完全拖下了水，不得不说，这下行的速度还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我将重点分析近年来“三驾马车”的大致变化情况，以此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真相。
外贸出口增长乏力
我们先来看外贸的情况。
近年来，我国的外贸出口占三驾马车的份额有所增加，其占支柱型产业的比例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这取决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消费占比均有所下降，且对内支柱型产业即房地产于近些年的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于是造就了外贸出口的相对增长。
然而，一旦从总量及其往年增量与如今的数据做对比，我们立马就会发现外贸出口行业本身竟也处于收缩状态。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在2022年之前，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均快速上涨。
得益于对外的开放国策，咱们于2001年成功加入了WTO，对内则大力发展中低端制造及全方位电气化的工业生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并承接全世界近一半以上的产能需求，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贸易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还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首要贸易伙伴，反馈至外贸出口行业，致使其市场主体赚得盆满钵满，然后通过结售汇制度产生大量的商品贸易顺差，久而久之形成事关两亿多人生存问题的规模型产业供应价值链，工业制造业是上游，而外贸出口行业则是下游。
2001-2007年，外贸出口作为我国彼时最大的行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得倾注入此，当然其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当我们处于城镇化早期，便使主权信用和土地价格得以支棱起来。
得益于经贸全球一体化交易市场的运转，我国很快将自身诸如人力资源整合、地理面积庞大等优势发挥至极致，配合地方基层以GDP绩效为考核指标，使得他们积极引进以外资为主的外地资本建厂设店，由此不断壮大外贸出口自身的份额以及其所占GDP的比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受到需求端冲击，外贸出口份额一度下降到历史最低值，后来受到债务驱动型信贷扩张的金融化手段所影响，加上四万亿财政计划和十几万亿的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使我国得以在2010-2019年度过刘易斯人口拐点所造就的“黄金时期”。
历经2020年全球卫生公共危机，受到防控影响，社会几乎百业凋敝，待我们恢复过来时，竟是世界其他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之际，尽管此后我国与海外的发展频率在一段时期内错置开来，但彼时恰好给了我国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壮大的短暂窗口期，于是我国全力以赴，而外贸出口行业也迎来了其最高光的时刻，为我国疫后经济重建工作做出储备资源的贡献。
紧接着就是如同噩梦一般的2022年，彼时几乎全年都在封控，也是这一年，自然产出和实际产出均达到几十年来最低，全要素生产率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值，“黄金时期”正式终结，迎面而来的可能是“白银时代”乃至“黑铁时代”，全社会的要素投入产出比屡创新低，投资回报率也跟着大幅缩水，主权货币计价的大类资产价格距离巅峰期已跌去近四成。
原本看似不会受到影响的外贸出口行业，自2022年以后也开始发生断崖式下降的势头，除了受到内部优化经济结构的些微影响，更多来自于外部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全球需求市场规模最大的超级大国宣称与我国生产链“软脱钩”，减少从我国进口廉价商品，转而前往近岸或友岸外包的地区寻求产能替代。如今的事实证明，其已付出实际行动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换来的是咱们对其的出口份额从第一降至第四。
除此之外，对欧出口贸易随着对美的下降而同步下降，东亚区域的出口贸易也在萎缩，就连对东南亚出口贸易也于今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至于其他地区，不仅溢价率低，还受到美元潮汐效应的影响，从而在收益上大打折扣，比如对俄、巴西、阿根廷、南非等金砖国家，或是对哈萨克斯坦、沙特等中东国家。
综上分析，作为对外的支柱型产业，外贸出口从不曾被上面所忽视，甚至还提出以其为主的双循环体系的构建，由此可见目前为止其仍显实用属性的重要性。
然而，其与对内支柱型产业即房地产市场一同下行的势头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只因其乃自然规律的体现。
纵使如神明一般的行政力量，面对外贸增长乏力的现状，也只能先采取稳住周遭地缘政治格局的措施，能拖则拖，为其余两驾马车的崛起争取更多的窗口期。
只不过，依目前看来，投资和消费有望崛起吗？
社会有效投资受挫
对于投资能否崛起这一问题，我可以很明确地给出答案：至少五年内，不可能。
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且听我一道道细细数来：
首先，由于国情使然，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是行政部门和公有制主体，而非占据更多数量或比例的非公有制主体。在工业化乃至城镇化早期，行政部门释放权限予公有制主体，让他们放手去筹集资本以运作国有资源，使其成为可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或社会财富的项目，然后再通过企业税收或按照法律上缴于中枢部门，由此形成相对闭环的资源运作体系。
但随着市场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逐渐由公有制主体转移至非公有制主体，如此一来，配置效率才能得以提升，也会大大增加财富规模，只要基础制度不变，行政部门便能使获取的收益达到最大化。
然而，纵观过往行政部门和公有制主体的投资均流入大基建领域，非但投入产出效率严重低于社会其他主体的平均水平，还造成过度开发所造成的属于另类形式的浪费行为。
诚然，以上结论乃是放在如今城镇化发展到后期所得出来的。
要知道工业化或城镇化早期，我们不得不仰赖于公有制主体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或改造，从而使社会其他主体获取原始的财富积累。
但问题是为何直到城镇化后期仍践行对大型基建这类于当前看来边际效用早已递减至零附近的项目进行投资，只能说明咱们的体制存在一味遵循路径依赖从而难以进行变革的滞后性弊端。
其次，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主体在投资这方面显得过于谨慎。然而这份谨慎并不是他们自愿为之的，更多是受到社会管理方面的压力，不得已而采取的行为。
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系统比起债券或证券这类直接融资，更多实行的是以信贷投放为主的债务形式即间接融资，再加上信贷投放存在主体间的歧视等潜规则，我国民营企业只能将融资效率发挥至五成左右，剩下的要么预备着偿还高额利率的贷款，要么选择赌一把，采取横向领域投资的措施。
然而，横向领域投资一直以来被诟病为与民争利，导致因需维护企业口碑花费大量公关费用，从而使投资效率大打折扣。
至于大洋彼岸的企业无一不是纵向扩张：一来将投资效率发挥到极致，二来通过纵向领域积累的技术以巩固业务护城河。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并非出自于信贷投放的主体性歧视或利率高企，而是纵向领域的行业具有极高的准入门槛，并且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不完全开放所致。
再来，以个人或家庭为主的居民部门，其等的投资行为主要基于工资薪酬收入即初次收入分配所得而来，属于二次收入分配，即资产运营收入所得。
纵观近些年来我国居民部门的投资情况，绝大部分均流入不动产市场的商品房，且其发展模式与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形式相差无几，都是通过信贷投放以扩张个人或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消耗家庭财富的首付款项目，以及向银行举债，换来需要偿还为期三十年的债务。
叠加2008年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计划，以及2016年的棚改货币化安置项目，如今居民部门早已彻底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无法自拔，至于投资增速则每年呈下降态势。
综上分析，无论是行政和公有制主体的基建投资，还是民营企业的业务投资，抑或是居民部门的不动产投资，如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使得救市和复苏经济的举措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消费萎靡，债务压顶
说完外贸和投资这两驾“马车”，紧接着我们来分析为何消费也无法崛起这一问题。
首先，由于我国的三大国情使然：
一来，我国经济长年受到结构性分化的问题所困扰，比如在全球化体系内注重生产制造和商品出口，于是造成我们举国都在“重生产”而“轻消费”；
二来，由于人口规模和资源体量庞大，即使发展了几十年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我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和资源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在消费方面的能力尚不及发达地区，但潜力十足；
三来，时至今日，我们的主权实体制度仍处于朝着高度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企业经营、居民生存方面的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尚未完善和健全，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加大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方面的力度，使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可以有效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消费。
其次，进口类目下的大宗商品消费乃是企业级主体才能做到的。
然而，前面提到过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处，让它们承担这类消费，一来确实没钱，二来也没能力在国内打开销路，于是这类消费主要由公有制主体来做。
再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才是事关居民部门的消费类目。
然而，还是前面提到过的，居民将自身的收入和储蓄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不动产，或为了拥有不动产而选择负债，于是他们花在消费品上的钱自然也就变少了。
综上分析，无论是国情使然，还是企业和居民的消费基本面都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
事到如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和消费均无法崛起呢？
我的答案是：债务压顶。
由于近年来社会三大部门即行政、企业、居民这三个社会主体不断通过债务驱动型信贷扩张的方式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导致现在这三个部门均负债累累：
行政部门的一般债、专项债、城投债拢共加起来超过100万亿元；
我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和杠杆率乃是世界之最；
我国居民部门仅个人住房贷款这一项债务总量就高达几十万亿元。
债务压顶，导致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流紧张，也无法改善外贸出口和房地产行业的颓势，眼睁睁看着社会三大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且资产缩水、债务越滚越多，最终资不抵债、项目暴雷、偿债逾期、市场主体遭遇破产和清算。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真相乃是外贸出口增长乏力、社会有效投资受挫、消费萎靡、内需不足，以及债务压顶。
面对如此窘况，我认为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力度、融入新型全球化体系、针对金融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以及建立健全企业减税降费常态化、居民三次收入分配制度。
唯有这样，才能消除这些真相带来的影响，改善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样貌，使其持续向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