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到1979年，在我从事中国近代历史领域研究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得十分紧张。
1929年到1945年的第一个16年中，日本逐渐侵入中国并控制了东亚地区和美国在此地的公司。
但是，从1945年核时代的到来开始，苏联与美国对抗持续了35年之久，紧紧吸引着世界所有政权的关注。
当时，反对中国革命的冷战也是时起时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与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越南人针锋相对。
然而，战争的背后实则隐含着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可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耗费资源的冒险行为。
这是两大民族的对抗，两者有足够的共同点，对于彼此惧怕的原因都十分清楚。
从古至今，包括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抗直到后来法国和德国的斗争，这些长期的敌对关系，似乎与内在的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对双方来说，这些可理解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曾于1960年、1972年以及1977年，在苏联逗留过三次。接触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苏联朋友和熟人始终紧盯着美国，并且想要赶超美国。
（与我初次访问耶鲁大学时的感受有些相像，那里的人也总是提到哈佛大学，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消失了。）
我与苏联接触是在1960年初期开始的，当时，哈佛大学招待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位与我地位相当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苏联历史学家叶菲莫夫教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叶菲莫夫教授是一位相当胖的绅士，编写过一些教科书。我们双方对于这次会面都感到十分高兴。哈佛大学在位于昆西街17号的宴会厅设宴款待代表团，那里有我们最华丽的枝形吊灯。
之后，我邀请叶菲莫夫教授来到我们位于温斯罗普街41号的住所，他注意到了我们摇晃松动的窗户，并表示赞同这些窗户抵不住苏联冬季凛冽的寒风。
在威德纳我的书斋里，我向他展示了印刷品，包括人员目录、宣传册、各种出版物等，而这一切可能，在他看来都是机密的文件资料。
1960年末，当我们访问列宁格勒时，我们还在叶菲莫夫的公寓中一同进餐。
我慷慨赠送书目的行为，发挥了作用，1968年，叶菲莫夫的团队成员别列兹尼出版了一部厚达261页、有着1000个注释的俄文专著——《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评论：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社会发展问题》。
该著作参考了大量哈佛出版物，特别是我的著作。作者以一定的假设为依据，认为所谓美国的学术自由就是支持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者在东亚的渗透，“以此反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
（我引自我自己的一个摘要，如今已经出版为小册子广泛传播。）
别列兹尼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能够从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社会规律着手进行研究，经过实证研究而提取结果，以此归纳出特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规律。”
这又是将意识形态放到了首位！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给事物贴上正确的标签，历史就可以全部弄清楚，甚至还可以预知。
别列兹尼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同时，也都在为背离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民族主义进行辩护。
他的一些批评也确实值得引人深思。至少，它给我们一种荣誉，将我们的错误看作由错误的思想路线造成的，而并非是一个卑鄙的阴谋。
1972年，我在列宁格勒见到了别列兹尼，当时，他出版了另一部批评性的著作。尽管莫斯科远东研究所那些冷血的现实主义者嘲讽他过于理论化，但事实上，他看起来与世无争，更像是一位哲学家。
1960年，我和威尔玛首次来到莫斯科参加东方学国际会议。我们在斯大林风格的多层高楼乌克兰酒店（29层）入住，在这里，开始感受到官僚化是如何腐蚀人们的生活的。
这里用餐并不是自由供应，整个用餐耽误了几个小时。
第一，你需要引起一位服务员注意；第二，由服务员为你排序等候；第三，由服务员为你垫钱排队订餐；第四，由服务员领取收据、食物并交付给我们。
我们都觉得，效率如此低下的社会，根本不会对美国造成什么威胁。Star Market连锁超市的创建者、我们波士顿的同伴穆加表示，他曾向苏联伙食承办商反映，其食物供应缺少活力。
东方学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召开，与会者多达2000人，规模十分宏大。
苏联莫斯科大学礼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大礼堂顶部装有8盏六层的枝形吊灯，周围还环绕着21盏较小一些的三层枝形吊灯。主办方为我们每个人配备了接收同声英语翻译的耳机设备。
在发言者的讲话中，亚洲以及非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学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与大礼堂富丽堂皇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看来，所有的主题都牵涉到政治，无疑是反知识的行为，只会弄巧成拙。尽管如此，这里的书店倒是有很多中国方面的著作，价格也十分便宜，于是，我们回国时带了几十本回去。
最为整个会议添彩的事件是中苏关系破裂显露出来，这种破裂自1958年就已经在扩大，如今，这次会议没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代表，这让中苏分裂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苏联政府已经从中国撤回了技术人员，从许多在建工程工地拿走了设计蓝图。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急转弯，而中美恢复邦交可能也会由此开始。
历史性的分裂，似乎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影响，美国人对这些重大的消息并无任何思想准备，除去进行冷战的错误之举，似乎还未找出任何解释。
一旦你觉得所有事件的发生，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那么，当事情真正发生时你很难认清。
至于对于美国组织委员会来说，会议上让人激愤的一件大事，便是苏联对我们参展的书籍进行审查。
在此次美国展出的155本出版物当中，有25本未被允许展出，其中包括我的著作《美国与中国》，费维恺、理查德·沃克的著作以及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对此，我们当然用礼貌但固执的态度提出了抗议。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书的内容“太过于政治化”。
最终，争执引来历史学家兼外交官的共产党人士齐赫文斯基出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谈判，这些未被展出的书籍，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展出，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已经不会有太多人看到它们。
在会议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在一场中国问题会议上，陈述了中国台湾实地调查理论和前景展望的报告，齐赫文斯基立即从拥挤的大厅站起来，用英语对这位社会学家的发言提出了尖刻的批评，称其报告不具有学术性，缺乏事实证明，不值得花时间研究。
随后，我也站起来猛烈进行反驳：社会学家需要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美国的学术界受益于这样的报告，文献记录的并不是全部的情况。
事实上，学术会议更应该强调此类报告所起到的良性作用。
我首次与齐赫文斯基相见是在北京，后来，在欧洲召开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也碰过面。
他是一位机敏的学者，同时，也是监管学者的监督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据说，与某些机构有着密切的接触（我指的是国家警察）。
在莫斯科，他在一家豪华的中国餐厅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不过，这里的中国厨师已经被解雇，由俄罗斯厨师代替。
在看到主人不加选择地将酱油泼到6道中国菜上时，作为“老北京”的我们，对此感到愤怒不已。
我向他提到了他在北京上学时的朋友芮玛丽，并告诉他，芮玛丽在得知她的书被他评价为“伪造历史”时，勃然大怒，因为“伪造”这个词在英语中暗含着说谎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缺乏根据一说。
对我而言，齐赫文斯基似乎一直都是尖酸刻薄并且心狠手辣的人。
1972年，在访问中国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这次，我们入住国家饭店，依然是斯大林塔式风格的建筑，随后，我们又访问了列宁格勒。
在这里，我给听众——主要是来自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作了6场报告，内容包括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著作发展的趋势，并对听众提出的有关中国情况的问题作了回答。
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听众们早已作好接受苏联和美国聚合的思想准备了——技术将我们双方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双方从生存的渴望出发，可找到更多的共同之处。
我相信，他们本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更为自由的个人表达权利。一些苏联学者可能会默认我的观点，但其他人当然坚持认为美国也会走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被设想存在于苏联。
这样，用所谓的聚合概念非常拙劣地掩盖了基本的论争。一切都是辞令，仅仅允许我们在双方看来共同的地方进行对话。
1960年，齐赫文斯基将他勤奋刻苦的同事尼基弗洛夫介绍给我认识，我们两人边走边谈，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
最后，尼基弗洛夫有些尴尬地问我是否相信上帝，而我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也让他放下心来。
我猜想，自己坚决的回答一定增强了他的信念。我们赞同有必要对世界观进行比较，但仅限于此，并没有进一步的书信往来。
1972年，我又匆匆见过尼基弗洛夫一面，此后，1977年我们在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最终来访美国）。其间，我对他说道，17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似乎完全没有建立起来，他闷闷不乐地表示赞同。
到1976年，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在我看来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已成定局。在进入新的中美关系之前，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与苏联的中国问题学者进行联系。
我坚信学习是解决恐惧与仇恨的方法，因此，我期望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能够互相交流，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从这点看来，我确实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还有别的说法吗？）
因此，我答应我成为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成员，或者说是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与苏联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委员会的联合委员会的美方成员。
问题在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同时，是否应该努力与苏联专家保持同样的联系。
我对美国各地20多位同行作了一次民意调查。对于是否与苏联专家保持联络的问题，赞成与反对的人数大致相同，赞同的一方认为与苏联专家接触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权利，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明智，可能会对中国人民有所冒犯。
我并没有参加1975年6月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但是，我决定参加1977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会议。
到达莫斯科后，我发现东方文化研究所破旧不堪的住处，比以往更加拥挤。而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在新建的信息部的一个狭长的房间中举行。意见不同的双方，分坐在狭窄的桌子两边，你都想不到，桌上铺着的还是绿色的桌布。
在资深人士齐赫文斯基的帮助下，我与东方研究所中国部的负责人、与我地位相当的学者列夫·杰柳辛进行了讨论，在有关将东亚问题与法律、经济以及文学进行分离作为一门独立课题进行研究上，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必须先驳回苏方主席将东亚研究归为历史研究领域的观点。
我被邀请作为见证人，坐在房间前台类似证人席的位子上，在此，我表示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理智上，亚洲问题研究协会都必须从美国历史协会分离出来，这样，在美国方面我们才能保持各自领域的独立性。
对此，与会者表示赞同。随后杰柳辛和我制定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访问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相关计划，以此检验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从美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及开展何种合作项目。
然而，在最后一天，该协议的签署却由于这个占用整个街道的高耸的新成立部门的办公大楼里的油印机发生“故障”而被迫中止。
一个小时后，我们得到解释，说审核苏美版本的协议，还要花几天的时间。显而易见，安全部门或其他权力部门正在幕后阻止我们的计划。
而给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员及各部门的领导，除了学术方面的权威身份之外，没有任何实权可言。
最终，我们的正式协议并没有签署成功，于是，我们以非正式的形式达成一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协议已经通过并按此实施。
此后，东亚研究所的中国部安排杰柳辛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们通过电报得知他乘坐的航班，但是，当飞机抵达时，他并不在飞机上。随后，他的行程就由于不明原因而无限期推迟了。
我开始学习俄语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我曾尝试以编辑俄方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描述性书目的方式学习俄语，但还是失败了。
如今，连私下交往以及成立委员会组织的计划也无疾而终。于是，我最终放弃并辞去了联合委员会的职务。
我难以避免对苏联模式产生厌烦。学者们似乎是在当局的容许下，从事研究工作，外国人根本没有与其接触交流的机会。如果把破坏研究项目的程度当作凶器，来进行比较的话，在北京不过是一把漂亮的小短剑，而在莫斯科则是一把锋利的切肉斧。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人在私人领域待人热情和善，但在公共生活范畴却如此地不近人情呢？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苏联出现的问题继续让我困惑不已。
在美国学术界，人们想要将中苏关系的历史纳入中国领域的研究中，但以失败告终，这可以说是政治氛围破坏学术研究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由于原因过于复杂，这成为进行个案研究的绝好事例。
对于一位限于阅读汉语和日语资料的汉学家来说，要增加俄语的学习，这不仅要求具有通晓数种语言的天才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严谨的分析能力以及诸如长跑运动员一般持之以恒的精神。
对于学习者来说，先要学会翻译才能进行思考，想要很快出成绩简直太难。
另一个困难，在于苏联的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种设施很少热诚为外人服务。即使苏联历史学家自身，他们在阅读和言论方面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考虑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涉及苏联方面的领域并不太重要，与此同时，整个苏联学术界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这种困难，因此，美国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并不太关注俄国人的活动。当然，中国也不鼓励美国人这么做。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俄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包括对比的机会都被忽略了。
例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统一战线期间的苏联援助与调解与40年代末期联合政府期间美国的援助与调解之间的对比，完全被忽略，这是一个明显的损失。
此外，从17世纪初期，即清朝初期，俄国人就出现在清王朝面前，而美国人则是在1784年才到达广州，俄国人比美国人早到150年。
而从北京战略的角度来看，在整个19世纪乃至当今，俄国的领土扩张一直超过美国。
与美国西扩的政策一样，俄国人一直在暗自采取东扩的主张。在我们关于亚洲的历史中，我们双方的共同点，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
中国人则继续采取手段使我们彼此对抗。然而，既然我们有着唯一共同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生存，那么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相互友好对待。
反思我这些年来参加学术会议与齐赫文斯基进行的零星接触，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而富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位在外交圈子里享有很高地位的人，拥有许多权力。
与此同时，他还撰写有关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以及关于孙中山的著作，还担任权威历史类杂志的主编，我的最刻薄的左派评论家甚至将其称为苏联的费正清。
我记得有一次交谈中，他对中国人在争议边境伏击苏联军队并延迟谈判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他拍了一下桌子说：
“他们很清楚，我们48小时就能到达北京！”
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我认识的一位敬佩麦克阿瑟将军的美国人说的话。自然，我也从未设想与齐赫文斯基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如果我们合作的话，那么他必然会试图将其个人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身上，而我则更希望按照理智行事，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