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和儿子分享自己练字的心得：早年间我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帖，用纸数以百计，四十岁之前，仍不得其中真谛，字的骨力和间架都毫无可取之处。
四十八岁后，我静心临摹李北海的《岳麓寺碑》，坚持八年用纸数以千计，才略有成就，事慢则圆，人慢则成。
字要刚劲有力，就得一笔一划磨笔力；人要有所成就，就得一步一步圆满，为人处世，沉住气，慢慢来，方能水到渠成。
一、事缓则圆
《小窗幽记》中说：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凡事缓一缓，给自己思考和解决的时间，才不会被情绪裹挟，决策失误。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支义军领袖，当时，占据浙江、安徽、湖广的张士诚、陈友谅、徐寿辉等人已纷纷称王称帝。
而走出凤阳、濠州、滁州，来到富饶南京的朱元璋，仅设元帅府，称吴国公，他深知一旦称王，元朝官员便立刻会派兵攻打，韬光养晦，才能壮大自身。
“缓称王”是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环。
但实际上，这也是朱元璋得以成为最大赢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急于称王称帝，张士诚被百万大军围攻，徐寿辉被数省军队围剿，陈友谅一直被元兵盯着打。
而朱元璋的“缓”，让他避开天下人的注意，不断蓄势崛起，成就了大明王朝的百年基业。
正如《格言联璧》中说：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真正的智者，遇事从不着急，而是放缓节奏，先看清局势，合理判断，再谋略对策，急难成效，事缓则圆。
给自己一点时间，想通理顺，从长计议，才是遇事最有水平的解决方式。
二、语迟则全
《礼记》有言：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水越深，水流的速度反而越平缓；越有涵养的人，说话越是不急不躁，举止稳，言语迟，说起话来，条理分明，比多言妄言高明千百倍。
乾隆帝在位时，听大臣们都说刘墉的口才最佳，想考校一番。
想好对策后，乾隆将刘墉找来，对他说：“刘爱卿，什么是忠孝呢？”
刘墉不知有诈，答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孝。”
乾隆笑着又问：“那你对朕是否忠心？”
刘墉毫不犹豫地说：“忠贞不二。”
见刘墉入套，乾隆接过话茬说：“你如此忠心，那现在赐你一死。”刘墉听后，心想着君无戏言，自己不死是不忠，如果因此而死又太不值。
情急之下，刘墉没有贸然开口，反而是咬紧牙关，三叩九拜后默然离去，这下轮到乾隆着急了，刘墉要是寻死，自己不仅少了一个智囊，还会背负昏君的名声。
谁知一炷香后，刘墉湿漉漉地回来，面对乾隆不忠的诘问，他早已想好了对答：“皇上，臣冤枉啊，我跳河自杀，但在河中遇到屈原，屈原说自己自杀是因君主昏庸，而我的君主贤明豁达，应尽心辅佐，我只好又爬了上来。”
乾隆听后，笑逐颜开。
《周易》有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会说话的人，并非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而是在察言观色和审时度势之后，开口慢半拍的人，说话是能力，语迟是智慧，深思熟虑再开口，既是尊重他人，亦是周全自己。
三、心静则安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国学大师南怀瑾也用这句话告诫自己，处世之时，不论自己面对何人何事，都应以静字为先。
生命的长河中，有一马平川，也少不了激流险滩，心不静则乱其行，任由思绪纷飞，只会乱了步伐，丢了分寸。
持心自守，以静制动，不受外境羁绊，不为当下所困，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宋神宗熙宁二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不得不外任，远离朝政中心，短短数年时间，苏轼就连续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
在调任湖州时，苏轼按常例上书谢恩，说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本是埋怨皇帝不肯重用他，谁知却被变法派大书特书，认为他对上不敬，讽刺皇帝支持新法。
宋神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押送到京城，逮捕入狱，一时间，苏轼前途灰暗未卜。
但苏轼却心静如水，坚信自己能沉冤得雪，在牢中能吃能睡，没有丝毫颓废之态。
宋神宗此时也举棋不定，不知苏轼是真的包藏祸心，还是被人陷害，杀也不是，放也不是。
于是，宋神宗安排一个宦官去测试他的忠诚，见他鼾声如雷，心中坦荡，最终力排众议，赦免了苏轼。
苏洵在《心术》中说：一静可以制百动。
苏轼生死存亡之际，看淡风雨，安然入眠，这是静的智慧与从容，心静下来，便会有一种安定强大的力量，于不动声色间扭转乾坤，世事无常，起落沉浮。
心静如镜，任外界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才能越过坎坷波折，得享岁月静好。
心浮气躁者，一事无成；沉着冷静者，百福自集，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急事、难事、烂事。
我们无法控制事情的发生，却可以修养自己的心态，遇事当缓，说话须迟，修心以静。找到节奏，哪怕是慢一点，日拱一卒，也终能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