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停滞: 以结构性思维破解复杂经济难题

把辜朝明的理论和渡边努的研究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他们在分析日本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更加注重结构性思维。分别从负债和利润或者长期和短期等不同的因素，类似拓扑学那样寻找“递归性”，而不是理论上的“递推性”，并最终抓住主要矛盾，形成结构性思维的分析框架。

本力

2023年以来，日本经济曾经一度传来不少好消息：在宏观数据方面，日本GDP名义增长率达到5%以上，创1990年以来的新高；在微观数据方面，日本上市企业分红总额约为16万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出口增长和就业市场改善。俗话说“钱比人聪明”，2023年日股累计净流入外资约433.9亿美元，也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连选股极其苛刻的股神巴菲特都买入了日本商社的股票。日本曾经长期被“失去的三十年”的乌云笼罩，然而，随着经济数据的扬眉吐气，这一切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只不过是，2024年3月初以来，日元的持续贬值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截至6月初，日元对美元汇率跌了10%，重新回落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位，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而且这是在日元对美元汇率2022年下跌15%以及2023年进一步下跌7%之后的进一步加速下跌。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5日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4月份的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已连续25个月同比减少，刷新1991年有可比统计以来日本实际工资持续下降的最长时间纪录。

疫后，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复苏。但像日本这样不同经济指标出现较为极端的逆向走势的情况，并不多见。当下，全球的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只是日本的情况更为极端和微妙。

因此，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本因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专业圈子里早已闻名十多年，但2023年却一下子在中国红得发紫。

按照辜朝明的理论，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和债务危机后的关键变化改变了市场主体的行为结构——企业和家庭以“负债最小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辜朝明的理论切中了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要害，倒不如说因其结构性思维直面问题更贴近现实。无独有偶，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物价研究专家渡边努的《通胀，还是通缩》，也展示了问题导向和结构性思维结合的魅力，对于决策者理解和解决复杂经济难题大有裨益。

虽然该书的副标题是“全球经济迷思”，但基本出发点其实正是为了回答日本为什么会出现以上不符合常理的怪象。

看起来，“失去的三十年”是低通胀的30年。从1995年到2022年，日本的通胀率处于-1.35%至2.76%区间内，在这28年中，有15年通胀率同比下降。2023年，日本通胀率终于突破了3%，达到了16年来的最高。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总体低通胀率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日本名义工资增长仍然未能跟得上物价上涨的步伐。或者说，日本的物价已经出现了“解冻”迹象，但是工资还处于“冻结”状态。因此，作者认为，采取什么措施实现工资“解冻”，是能否打破日本工资物价螺旋模式的关键。

为了刺激经济，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日本的利率曾经按照正统的经济政策方案降到了零附近，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全球独树一帜的，其政府负债达到了全球最高的杠杆率。因此，这肯定不是问题的答案，反而是问题的另外一部分。

换句话说，日本为了治疗慢性病，几十年来大量服用刺激经济的药，然而不但没有彻底治疗好，反而有了副作用和新的病症。渡边努形容为，需要忍受“两种病痛”的折磨：慢性通货紧缩+急性通货膨胀。治疗起来就更为复杂。

慢性、急性的差异强调的是影响价格的长期和短期因素，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于日本国内和国外。

日本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疫情、俄乌冲突，但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在美国已经开始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坚持宽松性货币政策，央行的政策目标正好与美国相反。这不仅推动了日本短期通货膨胀，也造成了日元持续至今的过度贬值。

欧美国家自2022年开始的紧缩性政策担心的是工资物价联手螺旋式上升，而日本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集中反映在“工资和物价联手螺旋式冻结”。但总体上，“冻结”比上涨的危害要大。因为，“不管劳动者努力工作还是不努力工作，工资都保持不变，就很难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的活力因此而下降。”

在笔者看来，这种活力的下降不仅反映在工作、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上，其实也体现在生育率下降上。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1.2，连续8年减少，创历史新低。此外，东京总生育率降至0.99。日本在早已经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的背景下，作为经济活动基本因素的人口却从数量、结构上都在滑落，难道就没有人追溯“工资和物价联手螺旋式冻结”这一源头吗？

根据渡边努的研究，政策上最可怕的是放弃了需求侧的努力，而在供给侧上冻结工资和产品价格上涨，甚至形成降薪预期。虽然日本在货币政策上采取了宽松的举措，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经济全球占比从最高峰1994年的17.9%，缩水到现在的4.2%。殷鉴不远，日本这种惨痛的教训值得深思和警惕。

对于日本的长期停滞问题，国际经济学界早有研究。劳伦斯·H·萨默斯在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首次提出长期停滞假说，认为所谓的债务过度问题本身应该是内源性的，它只是长期停滞或过度储蓄问题损害经济体的一种机制和渠道。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种种情况——低利率、经济低增长、低于目标的通胀率，都进一步确认储蓄多于投资已经成为一个长期问题，随着各国的低利率、负利率的限制，总需求的管理会越来越困难，而在低利率、负利率的情况下，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追求更容易催化泡沫。因此，政府应致力于鼓励投资（包括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以此来提高总需求和均衡实际利率。财政赤字可以实现自我平衡，使得经济增速快于债务增速。

这不免令人想到2023年底张五常的建议：“弗里德曼研究通胀对经济的影响达到的深度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屡次对我说一个经济体通胀率2%到5%是好的，低于2%就有点不妙，而出现通缩则会是灾难性的——费雪提出的debt-deflationtheory是重要的一点。”

因此，回到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即“通胀，还是通缩”，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日本面对更大的问题无疑还是通货紧缩，而不应过于惧怕通货膨胀。而且，从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高达8%通货膨胀的治理经验来看，以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是比较有效的。软着陆后，欧美发达国家现在甚至逐步进入了降息周期。反之，以货币政策应对通货紧缩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把辜朝明的理论和渡边努的研究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他们在分析日本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更加注重结构性思维。分别从负债和利润或者长期和短期等不同的因素，类似拓扑学那样寻找“递归性”，而不是理论上的“递推性”，并最终抓住主要矛盾，形成结构性思维的分析框架。

从这个角度来看，辜朝明所指出的“负债最小化”的顽疾，其实与“价格的冻结”殊途同归、一体两面，都是费雪通货紧缩理论的最新发展。

如同弹性、均衡等一样，结构一词也来自物理学。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制度性的问题往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线性的。正如当时的菲利普斯曲线，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作为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处理，但是最终由于出现了“滞涨”，成为一个失效的理论。

结构性思维近年来方兴未艾，有学者总结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问题—结构—对策”研究范式：通过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找到其中结构性、制度性的短板，然后经过思考，找到解决问题或者改变问题的方式，基本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近年来，中国一度出现钱、电、资产等问题，其实许多都是结构性问题，绝对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或者断然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来处理。要正视经济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结构性思维破解复杂的经济难题。而当下，以日本为镜鉴，警惕停滞的可能性，阻断停滞的诱因，重视形成价格和收入上涨的预期，是当下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执行总编辑、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