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古代,官员动辄就被贬官,却又能够东山再起,而到了现在,公务员的晋升之路却如此艰难,一旦出现失误,似乎就再难有机会翻身?
古代社会讲究"进则为官,退则为民",做官从来都不是一条稳定的道路。以明朝为例,朝堂之上常常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今天还春风得意,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子们的命运往往系于一念之间。
相比之下,现代公务员制度无疑更加人性化和制度化。《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职务任免、考核奖惩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古代社会中,官员们身份地位朝令夕改的情况出现。
但是,也正是这种制度化,导致了公务员晋升的通道变得愈发狭窄。一方面,现代社会讲求"程序正义",每一步晋升都必须经过层层把关,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已经成为潜规则。另一方面,官场"帽子"的数量是有限的,优秀人才无法得到及时提拔,进而积压在基层一线。长此以往,许多公务员感到失落和迷茫,工作热情不免大打折扣。
古代为什么会频繁贬官?
古代社会,皇权至上,君主的喜怒哀乐往往决定着臣子的命运。倘若得罪了皇帝,被贬个三班也是常有的事。司马光、王安石、海瑞等名臣,都曾多次遭遇贬谪。更有许多冤案,如岳飞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就是一个典型。
同时,古代社会缺乏健全的法治,官员们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要御史弹劾,三法司一鸣鼓而攻之,即便并无实据,恐怕也难逃一劫。再加上,古代很多官职都是一人身兼数职,更是为有心人提供了落井下石的机会。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法治更加健全,官员们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轻易被诬陷或打压。《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对公务员的处分和处理,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因个人好恶或者内部矛盾处理公务员。这为公务员的稳定和尊严提供了基本保障。
那为什么贬官之后还能再起?
一方面,是古代官员普遍具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即便一时失意,他们仍然不忘初心,潜心提升自己的才学和修养,静待时机再度出山。东汉学者公孙弘,被放逐到蜀郡当了10年的小吏,却终成一代名相;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却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琵琶行》。
另一方面,古代官员们普遍重视社交,懂得"广交善缘"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师友、同乡、姻亲等关系网,为自己织就一张保护伞,即便遭遇挫折,也能很快东山再起。更有一些深谋远虑的高官,提拔自己的心腹到各个要津,从而结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反观今天,公务员队伍建设强调"党管干部"原则,重视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非个人关系。组织对干部的考察、任用都有严格的程序,难以仅凭私谊或地缘关系获得晋升。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结党营私的歪风,但客观上也限制了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机会。
公务员"能上能下"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不是在怀念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而是希望在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框架下,进一步畅通干部成长的通道。这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需要公务员个人素质的不断提升。
要建立健全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对于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组织部门要敢于破格提拔,让他们的才华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而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也要及时调整岗位,让他们到基层接受锻炼。总之,要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
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能简单地以GDP论英雄,而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全面衡量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表现。政绩考核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杜绝短期行为和形式主义。同时,还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让考核结果真正反映干部的实际水平。
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赏罚分明、用人唯贤"是古代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同样具有现实意义。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坚持原则,不搞亲亲疏疏。同时,要严格执行《公务员法》,对任人唯亲、说情打招呼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