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北平的卢沟桥头，又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亚洲迅速崛起，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兵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光绪五年（1879年），侵占本属中国领土的琉球；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中国台湾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日本出兵最多，随后通过《辛丑条约》取得了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兵权；民国三年（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27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要》。会后，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内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侵华计划。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七?七事变”最初只是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军事摩擦，但这场摩擦最终却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么，其具体演变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呢？
宋哲元
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出兵占领丰台，至此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晚7：30，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进驻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开始演习。
22：40，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被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部署战斗，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十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介石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暂时难以实现占领卢沟桥的企图，便再次玩弄边谈判施压、边调兵遣将备战的阴谋。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谈判协议，既蒙蔽了冀察当局，又为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
作为回应，蒋介石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所以，在7月13日，蒋介石通过电报向宋哲元如此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
7月17日，蒋介石更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难看出，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是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
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完成。之后，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简言之，基于日方无意与中方全面开战的判断，蒋介石希望通过自己的强硬立场来逼使日方退缩。其实，中方当时也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蒋介石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之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
但日军稍后的动作，却与蒋介石“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背道而驰。
在当时，在日本对华战争的政策上有两种声音，“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在日本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的“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
日本一心要压迫蒋介石屈服，蒋介石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但是，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北平天津在不到两日内就相继失守。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介石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和无情铁蹄，很快就淹没于中华民族汹涌的抗日怒潮之中。
8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8月7日，蒋介石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仓促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