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9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声鼎沸。这一天，宾客异常的多，来者都是红二军团的老将。
他们一身黑装，此行目的是来参加老领导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身为遗孀的薛明去的最早，坐在休息室里，见到了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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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握着薛明的手，诚恳地说：“总理也会来，见了总理克制些儿，总理有病。”
邓颖超善意的提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薛明心底十几年的委屈、不甘，一见到抱病前来的周恩来，就如开了闸的洪水，哭着扑到总理的怀里。满脸沧桑的周总理见此情景，也哭着说：“我没有保护好老总啊……。”
仪式开始后，周恩来在贺龙遗体前深深鞠躬八次，以示心中的歉意。
尔后，他不顾病体，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拿着悼词，对贺龙进行了盖棺定论的评价。
可是，一年前，周恩来就查出了害死贺龙的幕后黑手，却没有将其绳之以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检举材料
历史的车轮驶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贺龙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政治上的分歧一经扩大，就会演变成人身攻击，这是一头失去控制的野牛，是人力无法阻挡的趋势。1967年，社会上疯传一则检举材料，就让贺龙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困境。
想要搞清检举材料一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从1934年说起。
这年春天，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和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错误肃反下，军队元气大伤，只剩下3000多人，在湘鄂川边游荡。
可以说此时红三军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自然也是深知这一点，他就想招安贺龙。
于是国民党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的晏勋甫奉蒋介石之命，派遣国民党政府参议员熊贡卿来到了鄂西龙山，游说贺龙。
“山大王”出身的贺龙熟知《水浒》招安那一套，贺龙先是让熊贡卿住在司令部，以礼相待，后又不放心，让士兵看管起来。
一天，贺龙、关向应和夏曦几人在商讨如何处理熊贡卿，时任司令部的司务长王海清听到了贺龙高声说道：“让我投降，我是不投降的……干脆把他处理掉算了，不让他再回到蒋介石哪里去。”
关向应、夏曦也考虑到这时候正是关键时刻，熊贡卿的到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军队的军心。如果不处决熊贡卿，说不定部队会出乱子，也就顾不得两军交战的礼仪了，纷纷表示同意。
逮捕熊贡卿的是日后开国中将廖汉生，根据他的回忆：“一月的一天凌晨，天气还很冷，我们准备前往桑植。我奉贺龙军长的命令，带着几名警卫员，来到熊贡卿的住处。那时他还在呼呼大睡，我一把拉开他的被子，厉声喝道：起来，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随即，廖汉生将熊贡卿带到了特务队，军部警卫班班长刘开绪是个神枪手，端起长枪，砰砰几声，熊贡卿就应声倒地。
蒋介石得知死讯后，很是难过，还在3月3日，亲自签发了抚恤训令。
训令明明白白写道：“查该故员因招降贺匪，致遭惨杀，殊堪悯惜。除指令外，合行令布该部长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为要！次令，委员长蒋中正。”
如果说贺龙要是接受了“招降”，那他就不可能在招安的时刻，处死国民党特使熊贡卿。
遍读中国历史，从未发生这种事情。熊贡卿的死亡是既定的事实，且死于贺龙之手，这是谁都知道的。
另外，从表忠心的角度思考，贺龙处死熊贡卿，正是为了向党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毕竟那时他的身边还有夏曦这个人物在一旁监督。
至于检举材料提到，贺龙和熊贡卿“昔日交好”等不实之言。只不过是贺龙在参加革命之前，于1925年任澧州镇守使，湖南督军赵恒惕派熊贡卿来找贺龙要鸦片。
两人之间也仅仅有着一处短暂的交往，根本谈不上是多年好友。
不过，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贺龙还是被这捕风捉影的材料影响了。
尽管有周恩来的保护，贺龙还是被监禁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
眼见日子一天天流逝，塞风卷着枯枝败叶，已然是秋天了。
西山的枫叶日渐红晕，贺龙日日向外张望，希望自己能逃离此地，当一个闲云野鹤般的老帅。
可他不知道的是，检举这一波未平，“乞降”那一波又起。
两封“乞降”信
转眼间，到了1968年3月份，满脸愁绪的贺龙病倒了。就在贺龙在医院养病期间，28日，专案组接到了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伪造的两封“乞降”信。
李仲公，贵州人士。国共北伐时，任南京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四一二”时，李仲公投靠了蒋介石；1949年，他又归顺了中共，当了一名参事。
李仲公之所以伪造信件，陷害贺龙和陈年的两件旧事有关。
第一件还是在“四一二”之前，李仲公任蒋介石的秘书，经贺龙所部十五师司令部秘书长严仁珊引见，来到了汉口，见到了贺龙。
起初，李仲公并未说明来意，两人只客套了几句就匆匆告别。几天之后，李仲公在汉口请了一众高官将领吃饭，贺龙也应邀出席。
见来宾多是川、黔人士，贺龙就猜的七七八八：原来李仲公是想帮蒋介石拉拢这批实权军官，好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和蒋介石有嫌隙的唐生智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派贺龙逮捕了李仲公，一同入狱的还有杨殷之。
李、杨二人被捕后，汪精卫领衔的武汉政府拟将二人杀掉，但在讨论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帮了李仲公一把，结果只杀了杨殷之一人。
大难不死的李仲公由此对于贺龙怀恨在心，准备伺机报复。
不料李仲公依靠的国民党顷刻间便土崩瓦解，投靠中共，他本想到西南谋一个职位。
但贺龙为了稳固政权，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说：李仲公是西南人，根据属官不原籍任职的原则，还是让他在国务院当参事好一些。
1957年，中央提出扩大统一战线，决定让民主党派人士充实政府部门。身为参事的李仲公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要求，说到贵州当省主席，结果又被贺龙拦住了。
李仲公屡次升职、转任，都因贺龙而功亏一篑。旧怨未消，又添新仇，李仲公对于贺龙是恨得牙根痒痒儿。
到了1968年，工人体育场万人齐喊“打倒贺龙”，李仲公认为时机成熟，便奉承上意，伪造了两封“乞降信”。
总的来说，两封信大同小异，开头都是贺龙为逮捕一事向李仲公道歉。
第一封开头写到：“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至今每一思及，恨通交并。”第二封则提到：“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
随后，李仲公在信件中，伪造了贺龙“乞降”。信中写道：“甚愿率所部数万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
在信件的落款处，李仲公为了坐实信件的内容，还细心添了一笔“弟贺云卿亲笔上”。
纵观历史，只要牵扯到政治，案件的审理就绝不可能秉公办理。宋有岳飞，现有贺龙，两人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牺牲品。
1969年6月9日，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的贺龙在301医院，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这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没有倒在敌人的刀剑丛中，而是死于奸佞之手。
等到了1947年，社会恢复了一定的秩序，周恩来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专门腾出时间，来为贺龙平反冤案。
周恩来在一份《审查报告》的档案袋的封面写了四个字：进行彻查。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安部找到了几个疑点，一是这两封“乞降”信的字迹，看似是出自贺龙的手笔，但经过书法专家的检查，发现只是形似。
世人都知道，贺龙性格大大咧咧，豪放不羁，其字体也是恣肆放荡。而“乞降”信却是刻意模仿，杂乱无章。
很显然，这封信在物证鉴定上，就不是贺龙所写。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有人假冒，伪造了“乞降”信。
第二点，就是信纸的材料。众所周知，所谓的“乞降”假如真是贺龙所写，那都是1929年的老文物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间过去了30年，纸张怎么也得泛黄，变皱。可是“乞降”信完全没有这种折旧的痕迹，后经公安部的物证专家鉴定，才知道信件的纸张以及所写的墨水，都是1940年后的产物。
最后一点，李仲公在落款处写的“贺云卿亲笔上”中的“云卿”二字，根本就不是贺龙的字。成年后的贺龙，所用的字一般都是“云青”。
这三点只要稍加调查，就能查清事情的真相。可当年的办案人员罔顾事实，或者说压根就和李仲公狼狈为奸，为的就是让贺龙身败名裂。
有了疑点，调查人员建议周恩来，将李仲公抓起来，进行审问。可菩萨心肠的周恩来却对调查人员说道：“算了，光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他都已经年过八十了。”
不过，周总理还是在材料上写了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的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亲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代，可得宽恕，否则将彻查到底，以弄明真相。”
得到批示，调查人员不敢怠慢，立即找来了退休在家的李仲公。
一场严肃的谈话在国务院的一个办公室进行，李仲公自然无法自圆其说，坐在那里，冷汗直冒。
还没等调查人员开口询问，年老的李仲公就一股脑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的确是自己报私愤，而陷害贺龙。
1978年5月26日，公安部出具了一份有关贺龙的结案报告。
在《报告》中，澄清了贺龙遭受的冤屈，还提出了对李仲公的处理意见：李仲公罪行清楚，念其老实交代，且已年近九十，生活尚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国务院参事资格，每月发放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管。
结语：
历经十年，贺龙的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贺龙，有关部门特意将贺龙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81号的位置。
“八一”这个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日子，想必是贺龙这个总指挥最值得骄傲的日子。人们用这种方式，来怀念贺龙的功绩，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参考资料
《建国后的贺龙》 刘秉荣 当代中国出版社
《诬告贺龙的几封信件》 世纪风采 孟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