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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下午，新中国的第一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隆重举行。
这一次授衔，除了产生了五十余万校级、尉级军官外，还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大将、175位中将和802位少将，将官以上的人物超过千人。
然而，在人民军队的战略思想之下，这些中高级军官中，却并非有谁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可以说，只要有毛主席构建的军队内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整体战略思想，能够在战场上打胜仗的人多得是。
这话是不是有些不实事求是？是与不是，请在听过我们接下来的讲述之后再下决定。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首先是军队的有无问题。我党成立初期，很多人畏惧流血，主张把枪都交出去，用和平的方式来参与政治。
而毛主席则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主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战争。正所谓“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想要革命，不搞武装是不可能的。
在经历了血的教训之后，武装斗争成了党内的共识，人民军队这才应运而生。
1927年，毛主席因为秋收起义而成为了战场的指挥员。
但是，随着部队进展的不顺利，毛主席也逐渐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军事指挥员的纪律性不强，对于党组织的命令和安排并不心悦诚服。
所以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部队很有可能支离破碎。
于是从9月29日起，毛主席进行了“三湾改编”，不仅加强了军队纪律，还将党的绝对领导灌输于每一个指战员的血液内。“党指挥枪”的团结局面，这才开始形成。
之后的几年，毛主席放弃夺取大城市的尝试，围绕井冈山地区发展根据地。他让干部下到一个个乡村，以积极的土改来凝聚人心。
显然，这与那些国外的革命经验并不相符。但是，毛主席反对教条地照搬其他国家经验，而是主张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建立属于自己的军事理论。
他是农民出身，很明白农村蕴含的庞大力量。“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付诸实践的。
1931年11月27日，毛主席（站立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毛主席从来不打消耗严重的阵地战，而是以积极的运动战来消耗敌人。一旦发现战机，则果断地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放弃一些到手的地盘，让敌人拉长战线。等敌人疲惫不堪之时，再果断出击，取得胜利。
这在一些军校出身的人眼中，俨然就是“游击习气”的表现。但是这套战术，却能保证人民军队能在保证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将自己的力量发挥至最大化。
在红军时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整体战略已经趋于成熟。
简单的说来，就是让军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农村来发展力量，通过运动战来保持生存，通过分化来弱化敌人，最终达到强壮自身、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只要是执行力足够强的人，就能够打出很好的战果。
这么说，是否有夸张之嫌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在武装斗争的岁月中，那些和毛主席有过意见冲突的将领，他们最后的战绩如何，就能说明问题了。
第一位和毛主席发生意见冲突的，是在1931年当上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的博古。
博古（左一） 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合影
博古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经历，所以事事以苏联的革命经验为首选。1933年，他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随即便得到了红军的指挥权。
博古本人没有军事指挥经验，但是对李德却有着一种近乎崇拜的盲从。而李德，虽然在国外曾经打过街垒战，但是并无在中国斗争的经验。
他对运动战没有认识，甚至有些看不起。所以在到来之后，就开始以硬碰硬的阵地战对敌。
1934年，蒋介石集结了上百万大军，又配置了飞机和重炮，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猛烈进攻。他对这个计划颇为得意，称其为“铁桶计划”。
殊不知，我情报部门已经通过一些开明的将领，拿到了“铁桶计划”的详细部署。
如果红军继续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那么毛主席势必会利用敌人部署中的缝隙，展开广泛的运动战，进而像以前一样拿下胜利。
但是，李德和博古却无视这些情报，坚持让红军在阵地上和敌人硬拼。
红军工兵的施工能力有限，无法构筑混凝土工事；而土木结构的工事，又挡不住敌人炮弹和重磅炸弹的袭击。
虽然此时，红军前线的指挥员是彭老总、林总等威名赫赫的将领，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耗，红军还是由于损失巨大，无法继续在中央苏区生存。
万不得已之下，红军只能进行长征，用运动战寻找机会，悲壮的长征开始了。
但是，博古和李德舍不得既有的物资，始终不肯让部队轻装前进，导致红军移动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敌人围堵的速度。
1934年11月，红军在湘江和敌人一场血战，虽然最终逃出生天，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损失三分之二的惨烈代价。
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毛主席重新得到军事指挥权，那么红军是否还能坚持，将会是个未知数。
红军在长征之前的困难，和博古、李德个人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未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盲目遵循国外经验。
而实力大损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出了四渡赤水这样出奇的战斗，还接连渡过吴江、金沙江和大渡河，并最终到达陕北。
这就足以说明，毛主席的运动战理论，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谁要是等闲视之，就会遭遇失败，不管他是什么人。
第二位和毛主席产生意见分歧的将领，就是在东北苦撑大局四年、最终反败为胜的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总。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把眼睛看向了富饶的东北。
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则是在动作上快人一步，在1945年8、9月间就开始派人过去了。不过，由于一系列的特殊原因，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困难重重。
他们的大量武器被新发展起来的军队拿走，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则无枪可用。这些困难，造成了我军战斗力的大幅下降。
而此时，虽然《双十协定》已经签订，但国共双方的摩擦仍时有发生。而此时美国表示，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而毛主席也据此认为，可以利用美国人的协调，和蒋介石在谈判桌上重新展开较量。有了这些新想法后，他的战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他让部队死守四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表示“要将四平街化为马德里”。
同时，他还命令林总组织力量，以正规战的方式，大量消耗国民党方面的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军，以给自己增加谈判砝码。
从毛主席的命令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此时违背了自己战略思想中的两大原则：依托农村和打运动战。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抗战打了八年，毛主席是真的太想要寻求和平了。
他是想在与蒋介石签订协议之前，尽量给我党我军打出一片天空，以备日后的生存。
然而，作为战场的指挥员，林总及其手下将领，却感到这个命令很难执行。
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都是以当年战力强悍的“驻印军”为基础打造的，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实力派。
而接踵而至的几支其他部队，也都是在抗战后期成长起来的劲旅。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士气，他们都占据优势。想要和他们硬碰硬的打，显然是不明智的。
同时，东北百姓接触八路军的时间较短，没有看出八路军的优越性，反而受国民党军队“正统地位”的影响，对他们更为支持。想要在没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下打胜仗，实在是太过困难。
在之后的“四平保卫战”中，情况确如他所料。我军战士虽然英勇奋战，但无奈武器和敌人相差太远，部队自身又极为疲劳，很难坚守住阵地。
而东北百姓对我军也是毫不支持，甚至连帮忙抬担架的人都没有。
此时，黄克诚将军提出，国民党对和平并无诚意，敌我双方的战斗绝不会因为和平协议的签订而停止，必须要做好长期打仗的准备。
为今之计，应该按照老办法，先让干部下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敌人的王牌主力，不应该寄希望立刻与其决战，应该先避其锋芒，徐徐图之。
林总深以为然，之后便向党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措辞强硬，除了报告己方的重大伤亡后，甚至有一句是：“请毛主席清醒一些。”
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林总是真的急了。在认真地审时度势之后，毛主席也终于下达了命令，同意了林、黄等人的意见。东北的斗争局势，因此变得焕然一新。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毛主席确实将事情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使用了不同于自己一贯军事思想的战略，造成了我军的重大伤亡。
而林总和黄克诚将军等人，则是坚持了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这才让进入东北的部队有了喘息之机，并最终得以反败为胜。
所以从根本上说，林总的胜利，也同样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
第三位和毛主席产生意见分歧的，是粟裕将军。
从单纯的军事思想上来讲，粟裕与毛主席简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运动战的大师。所不同的是，毛主席的战略往往更加稳妥，而粟裕更喜欢兵行险着。
1946年到1947年上半年，是解放战争的一个低谷。
敌人的全部王牌主力集中在中原、华东地区，给华东野战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虽然在敌人的心脏上插了把刀，但是自身却损失极大；
而革命圣地延安，更是被胡宗南所攻陷，以至于毛主席只能在陕北的大山里艰难生存。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一个主张：让粟裕带领几个纵队，渡过长江，到国统区的腹地去战斗。
这样的话，就可以迫使蒋介石将自己的主力调回去一部分，缓解自身的压力。
然而，粟裕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华东野战军和在中原的其他部队，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具备和敌人进行一次决战的条件。
一旦成功，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就明朗了。他根据这一认识，先后提出了“大小淮海”的战略构想，并且去西柏坡，苦口婆心地劝说毛主席。
最终毛主席听取了他的意见，赢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的总体进程，也从5年缩短到了3年。
应该说，淮海战役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典型的毛主席战略的战略思想。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并不能说明，粟裕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事实上，这场胜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赌博性。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黄伯韬兵团时，国军的指挥官杜聿明曾经提出，派出一部分部队去中原攻击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此时重火力不足，又被黄维兵团所牵制，必然难以抵抗另一路援军的攻击。
一旦中野失利，那华东野战军也难以独善其身。一旦杜聿明的这个战略实施了，那淮海战役还能否取胜，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好在，蒋介石此时犯了糊涂，非得让杜聿明去解救黄伯韬。
而解放军的阻击又极其顽强，让国民党的救援破产。等到黄伯韬最终被消灭时，杜聿明战机已失，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
淮海战役的胜利，与我军实力大增、和敌人的指挥失当有很大关系。虽然赢了，但是赢得很惊险。
应该说，相比起粟裕的战略，毛主席的战略虽然速度较慢，但是成功的概率更大。所以虽然粟裕成功了，但是他那种冒险的策略却不可能当作一种稳妥的战略，在全军推行。
从以上的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其实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具体的执行人是谁，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五次反“围剿”时，前线有彭德怀和林总，但仍然难免失败；在东北时期，林总和黄克诚，实际上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在指挥战斗。
即使不是他们，换别人去战斗，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差别；而淮海战役时，如果没有粟裕将军，而是换成别人，那么可能就会使用毛主席的策略，到敌人后方发展。
虽然那样的话，胜利会来得晚些，但是最终的结果不会改变。
所以说，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除了他这个战略的制定者之外，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胜利的形式可能会变的不一样，但是胜利的结果，却肯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参考资料：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读书》. 1958(19) 王聚贤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