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美国大选第一轮电视辩论落下帷幕，在外界看来，美国似乎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国内普遍存在动荡，在国外也引发了麻烦。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美国一再制裁或威胁其他一些国家。但事实是，华盛顿的国力和全球影响力一直在减弱。它无法既确保国内稳定，又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高度混乱和难以解释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在2016大选的成功以及可能继续当选、俄乌和中东战火纷飞。面对这一切，人们很难不认为当前的系统功能已经失调。由于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第二次冷战”的表述并不罕见，然而在这场新的冷战中，美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美国正在重走苏联的老路”，这在学界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对于许多见证了苏联解体的人来说，美国确实具有苏联解体前的一些特征。它的政治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过于严重，难以调和。本文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位对英美帝国史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深刻剖析了美国当前社会与苏联末期的惊人相似之处。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揭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深层次问题。从赤字膨胀、军队庞大到意识形态的空洞，再到民众健康与社会不公，作者不仅指出了美国在生产力增长停滞、军事实力相对衰退等方面的困境，更深入探讨了美国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以及公众对机构信任的丧失，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美国现状。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载本文，供读者参考。本文转自“法意观天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我们现在都是苏联人了
文｜Niall Ferguson
翻译｜李祎琳
来源｜法意观天下
▲ 图源：互联网
早在2020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就创造了“苏联晚期的美国”这一诙谐短语。此后，随着我们所处的冷战——第二次冷战——的升温，这个词变得更加贴切。
早在2018年，我就首次指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冷战时期。然而，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在这场新的冷战中，可能我们才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这让我想到了英国喜剧演员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和罗伯特·韦伯（Robert Webb）在二战末期扮演武装党卫军（Waffen-SS）军官时提出的那个经典问题：“我们是坏蛋吗？”
我设想着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附近沉没，两名美国水手可能会自问：我们是不是成了苏联人？
是的，我知道您可能会提出异议。斯大林建立并留给后人的计划经济体系运作不善，戈尔巴乔夫试图对其进行改革时，这个体系便崩溃了。而美国人则为他们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感到自豪。苏联的体系浪费资源，几乎总是导致消费品短缺。苏联的医疗体系因为医院破败、设备长期不足而陷入瘫痪。那里普遍存在极度贫困、饥饿和童工现象。
如今在美国，只有经济分配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中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但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苏联解体时的婴儿死亡率约为25‰。而到了2021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降至5.4‰。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或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单身母亲来说，婴儿死亡率却高达13‰。
与苏联相比，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比较有些荒谬。但请仔细审视。苏联体制的主要弱点是公共部门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赤字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超过GDP的5%，并在2054年不可避免地上升到8.5%。以及中央政府干预投资决策？尽管拜登政府大肆宣扬其“产业政策”，我也在美国看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不断向我们保证，信息技术（最近是人工智能）将带来生产力的奇迹。但自2007年以来，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停滞在1.5%，仅略高于1973年至1980年的低迷时期。虽然如今美国经济可能让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但请想想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专家们是如何高估苏联经济的。
然而，您坚持认为，苏联与其说是一个超级大国，不如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而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火力方面无人能及。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罗杰·威克（Roger Wicker）参议员新近发布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军队不仅昂贵，而且无法胜任所面临的任务。当我阅读威克的报告时（我建议您也读一读），我不禁想起苏联历任领导人直到最后都坚持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大、因此也是最致命的军队。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苏联熊最终被证明是由纸做的。苏联甚至无法赢得阿富汗战争，尽管在死亡与破坏中耗费了十年。（为什么这听起来很熟悉？）
从表面上看，美国国防预算的确超过了北约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总和。但这个国防预算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正如威克所言，这个预算远远不足以抗衡反对美国的联盟。
威克曾这样表述：“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装备上存在不足，训练和维护的资金也显得捉襟见肘，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兵力分散，装备简陋，难以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完成所有任务。我们的对手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变得更加敢于冒险和采取激进行动。”
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指出的，今年联邦政府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几乎肯定会超过国防预算。
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到2041年，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是我们用于国家安全支出的两倍，部分原因是债务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国防支出从今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降至30年后预计的2.3%。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美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与苏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老年统治是苏联晚期领导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切尔年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统治便是例证。
但按照美国当前的标准，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并不算特别年长。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去世时74岁，但他在7年前就经历了第一次中风。安德罗波夫在接替勃列日涅夫时68岁，但他上任几个月后就患上了肾衰竭。切尔年科上台时72岁，已经病入膏肓，患有肺气肿、心力衰竭、支气管炎、胸膜炎和肺炎等多重疾病。
美国的领导人比他们更老、更长寿，这反映了美国人享受的医疗质量。然而，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所尴尬地指出的，乔·拜登（81岁）和唐纳德·特朗普（78岁）也不再年轻。拜登甚至有时会混淆他的两位拉美裔内阁成员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和哈维尔·贝塞拉。特朗普也曾将尼基·黑利和南希·佩洛西搞错。如果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还没有看过《斯大林之死》，现在补看也为时不晚。
苏联晚期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众对几乎所有机构都持有一种彻底的愤世嫉俗态度。莱昂·阿隆在其著作《通往圣殿之路》中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是多么凄凉。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改革所引发的“回归真理”运动中，苏联公民得以向新近获得自由的媒体倾泻他们的不满。他们所表达的一些内容具有苏联特色——尤其是对苏联历史真相的揭露，包括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但当我们今天重读俄罗斯人对1980年代生活的抱怨时，会发现其中许多内容惊人地预示了美国的现状。
例如，在1990年写给《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