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间，“林总的一号命令”下达后，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后来，很多文章将此事件，描绘为“林总集团”为了篡党夺权而设下的阴谋诡计，这是一种很离奇的说法。
当年，整个新中国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毛主席曾讲话，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林总受毛主席的委托，在国庆节之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措施。在会上，林总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
会议之后，疏散中央领导到外地的文件下达了。
“核战争”随时要来，毛主席还要搞国庆集会
1969年，苏联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看架势，随时会发动对中国突然袭击。当时，苏联高层对于打还是不打？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军方为主的“鹰派”，主张打，甚至要发动核战争。另一派是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不主张打，主张慎重行事。
珍宝岛开战后，柯西金担心战火延长，到时候双方武力摊牌，这样会给苏联带去灾难。于是，他就主动请缨，要和毛主席打电话谈一谈。勃列日涅夫同意先谈谈看的意见。
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与毛主席谈话，北京的总机没给他接。接着，柯西金又向外交部提出，要和周总理谈话。外交部直接回怼道，基于目前中苏的关系，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已经不适用了。如果苏联政府要传达什么信息，最好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柯西金因未能与北京通上话，从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至此，苏联的高层达成了统一意见，决定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
话说，中苏边界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悬案，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过一些新的问题。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谈不拢。苏联方面不承认沙俄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的警惕。十几天后，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武器处于落后的中国军队取胜了。
不久，苏联边防军要求派坦克、炮兵支援。由于当时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出访，没有人能拿主意。直到苏军与这两位领导人取得联系后，才派出了增援部队。由此可见，苏联对此仗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
尽管敌人派了增援部队，以相当规模入侵珍宝岛，但还是被我边防军连连打退。毛主席听取战况汇报后，气定神闲地表示，最好是打进70、700、7000公里。就是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照样打。毛主席让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毛主席要同苏联决战的信心是坚定地。
敌人连战连败，恼羞成怒之下很快进行了报复。同年8月13日，事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数十辆苏联坦克，300多步兵，突然袭击了我军正常训练的边防小分队。尽管我军奋起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30多人全部牺牲。很快，我国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这一事件更使中苏边境的形势全面恶化。
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说：
“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柯西金反驳道：
“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
很快高层都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候世界的末日就该到了。尽管反武力派占了上风，但大权还在勃列日涅夫的手中，他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
8月28日，苏联将此消息告诉了美国。尼克松了解后，从他的立场考虑，觉得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苏联。于是，尼克松就决定把消息透露给中国。但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积怨甚深，若是直接告诉中国，一来是缺乏合适的渠道，二来是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再耍什么花招。
最后，尼克松就想出了把消息透露给报社，让他们把情报捅出去。当天，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面对苏联的核打击，新中国的20年大庆要不要搞？毛主席淡然地说道：“不搞集会，我看不大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国庆节当天，北京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度过。表面上安安静静，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上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还放了焰火。而作战部门却做了最坏的打算。空军将一架直升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紧急时刻保证毛主席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国庆节一过，主持军委工作的林总就在黄、吴等陪同下，乘坐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从张家口回到北京后，林总就召开大会，在会上提出了疏散。周总理接过话题，作了重点阐述。
其实，在这之前，周总理就召集老帅们开会，分析过苏联要打核战争的可能性。聂帅分析说，苏联的核打击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因此，城市应该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所以，中央很早就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
10月14日，毛主席即乘坐专列南下武汉。毛主席对前来送行的周总理、黄、吴等人说，他先走一步，转告林总，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恩来，你也要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10月15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安排。为此，周总理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
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汪东兴和当时的中办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是经周总理批示后下达执行的。林总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帅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
进入11月中旬，中苏边界仍面临苏联的威胁。苏联在与新疆接壤的地区又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成立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面对中国。实际上，中苏边界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到1978年7月以后，才无限期休会。
后来，很多城市闲置多年的防原子弹、防化学生物武器的地下设施，被开发成了地下商场和地下旅馆。
参考资料：《1969年谁要向中国实施核打击》、《苏联企图核打击中国前，尼克松巧妙“泄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