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石。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及其历史使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改革方向的一系列论述和政策措施，显示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及其历史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
但是如果从共产主义的高度来看，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及历史使命问题，虽然在理论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成果”，在实践方面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足，总使人觉得有缺憾。而缺憾之处就在于理论的不彻底。理论的不彻底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本质的理解虽然比以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只是被历史的必然性所逼迫，在自发中前进，而不是掌握必然后的自由实践。尤其是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的目的性方面的论述——怎样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共产主义？——始终处于隐晦不明的状态。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向前发展的总的线索，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以及对立的双方的运动是如何不断在量和质上使资本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及联系增强的过程，也是其它的还纠缠于各种遗留的还属于自然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不断的解体和分化，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如果社会的整体意识能够自觉的理解并适应这个过程，去不断促进这个过程的革命，那么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个总的过程中，资本前进并被扬弃的载体是各种所有权条件形式下的企业。现实的社会分工的进化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与融合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社会分工的消亡，而承担起社会分工自觉消亡重担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
以上所述，目前还只能算是判断；判断要作为结论确定下来，当然需要根据并加以证明。 一、从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来看（生产要素的组成）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生产和交换的机构、单位和组织形式，最基本的要素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力这三个方面。但是这不仅是企业必备的要素，而且也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必备要素。同样的三要素的结合，要表现为企业，还必须有特殊的性质，那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被资本家雇佣，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表现为资本，生产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出售而获得剩余价值。
历史上企业的起点是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结合上，还只是简单的协作与分工，这正是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所讲述的情况。追逐利润的需要，以及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合理的制定生产工序，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前需要多人的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后来逐渐被发展起来的机器代替，工场手工业逐渐被机器工业所取代。伴随着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工人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前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手工业的技巧，甚至要掌握整个生产过程的技巧，但是在机器代替人的地方，只需要工人的看管就行了。机器一开始的局部应用，逐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会越来越普遍，规模也越来越大，同时工人的特殊的技能、技巧也随着机器的大规模采用而越来越变为简单的劳动，直至消失；原来以工人的技术和独立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协作和分工，逐渐被不是按照人的技巧，而是按照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必要的有机环节结合的机器所代替。尤其是现代，新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的结合应用，以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及其在各个行业广泛的渗透，在技术手段上已经使我们看到了所有企业互联互通和全社会自动生产的前景，只不过这种前景在现代还必须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散为私有和公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只能在矛盾中蹒跚前行。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既是单纯量的积累，也是局部的不断的质变的过程。
单纯量的扩张表现为在某一历史时期内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复制叠加，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和行业的重复建设。这种单纯量的积累，前提是资本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还没有因为竞争达到内在的限度（即生产相对过剩），而且利润率在一定时期保持增长和稳定。这种单纯量的积累的资本进展时期，资本的构成的内在质的变化，当然也有，但并不是重要的，整个社会经济表现为不断的加大的投资和重复建设，相似产品的过剩。
普遍的质变，一般发生在单纯量的增长已经达到了自己界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边际限制——的时候，资本单纯量的积累造成的生产过剩已经比较普遍，生产变得比较困难，这样的情况会通过现代能行的流行语——倒逼——成为资本家的主动的作为。被动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开始加速，企业中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创新的不断出现等等，同时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随着新的资本有机构成条件下的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股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等等。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说，无论是单纯外在量的增长还是内在质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只是黑格尔所讲过的哲学上的“恶”的无限在经济学上的体现，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矛盾，而只能是推动着自己走向新的生产过剩。
但是这里也可以做出一些区别，比如单纯量的增长的恶性循环，不仅对于本国资源的浪费来说是恶，而且在国际竞争中也会被淘汰；而经济结构调整，虽然仍然不能使一国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甚至是更快的达到生产过剩，但是对于一国来说，如果结构调整进行得快，这就和国内一些企业率先使用了最新的设备，吸收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能够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一样，也会使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但是总的说来，这仍然是竞争思维，是国内生产无序竞争的国际化的表现，是一个国家的全体资本与另一些国家的全体资本进行竞争的表现，是外界的压力造成的（倒逼），而不是真正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
上述纯经济学角度看的企业生产方式的前进，在现实中并不是单纯的直线式的由低到高的顺序发展，而是不断反复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竞争、生产过剩、垄断、经济危机、内战、对外贸易、殖民制度、对外战争、社会革命中实现的。如果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深入发展的过程，也是其它的各种生产方式并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过程。 二、从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看。 如果说劳动资料与人的结合必然贯穿于人类社会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再到社会分工的消亡的全过程，那么，这个一般的要素组合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会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同所有制而显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概括来说：在原始共产主义是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在奴隶社会条件下的组织形式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而与劳动资料结合的则是作为“物”的奴隶，管理方式是把奴隶当成“物”而集中在一起进行的简单的协作劳动；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城市行会所有制下的人身依附，农村是地主、佃农、贫农和家庭手工业，城市则主要是行会手工业工场里师傅和徒弟，管理方式主要是分散的无偿为地主劳动、个体的手工业和城市行会手工业工场里的强制劳动（这种组织形式不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组织形式是以资本的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企业外表现为表面的商品交换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实际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管理方式主要是形式的自愿和实际上的剥削。
在当前的以资本所有为主要的所有权条件下，企业的管理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企业的老板、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在人身权利上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前的管理方式是赤裸裸的剥削，而在现代企业中，工资的规定就是最厉害的内在强制措施。为了获得必须的基本工资，工人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商品数量的生产。管理人员的监督实际上就是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手段主要是经济上的，靠奖金、增加工资、职工拥有微小的股份来激励工人的勤勉，靠罚款、克扣工资、开除等来维持生产的纪律。这是最基本的管理内容。
管理的进步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机器和科学技术的采用过程而逐渐发生着变化的。
在初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生产一般是简单的协作和简单的分工，工人集中一个工厂内，在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为获得可怜的工资而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供他们挥霍的剩余价值。管理方式一般也是简单、粗暴和直接的；没有了奴隶主的鞭子，但是却因为经济上的克扣而有着失去工作后的生活无着落的担忧，实际上产生了比奴隶主的鞭子更加严厉的监督，不仅是外在的强制命令，而且也内化为工人的“自觉”行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单靠延长劳动时间的作法遭到工人越来越频繁的反抗。工人越来越在资本的普遍化进程中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历史上工人组织政党成立工会，在劳动时间方面争取十二小时工作日，十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斗争且取得胜利；在工资方面用集体的力量对企业工厂中随意降低、克扣工资，开除工人等行为进行了团结一致的斗争，并迫使资本家不断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资本要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除了对外扩张以外，还需要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时需要管理方式的革新，一方面对抗工人的反抗，一方面期待着战胜其它的资本。
管理方式的改进，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取决于有机构成的形式；因为有机构成高的企业，生产效率也高，同样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二是生产过程中工人与机器更有效率的结合；这包括生产工序的改进，工人积极性的发挥，生产资料更少的浪费等等。适应这两方面的进展，企业的管理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在企业管理理论方面，专心钻研企业管理的人物很多；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尤尔，后来有美国效率工程师、科学管理创始人泰勒，泰勒的助手甘特，美国的吉尔布霍斯夫妇，美国的爱默生，法国的法约尔，德国的韦伯，美国的梅奥，美国的古利克，英国的厄威克等；理论的探索发展到现代成为了专门的工商管理专业MBA，企业管理成为了一门专业的技术，为市场上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也证明了企业管理本身的发展最后是趋同的。另外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也使企业的管理方式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企业甚至达到了完全自动化的程度，工人则完全成了保姆了；比如一些先进的公司在管理上引入了企业资源计划（ERP），就可以实现很少人对于一个企业整个生产和销售流程的控制。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主本人越来越成为只领取红利的闲人了。在管理实践方面，近现代世界上有许多大型企业可以称为时代的典型，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比如美国的福特生产模式，丰田汽车公司的准时生产方式，沃尔沃生产方式，索尼公司的单元生产方式，佛里德.拉赫范基创造的超越控制管理方式等。
总的来说 ，企业管理方法的演进，一开始的主导者还不是理论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实际管理企业的管理人员，如尤尔、泰勒等；这是和企业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的。初期的企业总是以分散的无序竞争为主，而外界无序竞争要求的反而是企业内部的纪律的严明，讲究单个企业效率的更快提升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或超额利润，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随后市场的竞争，对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的要求也逐渐从个别到普遍发展起来；这个过程更是由于那些对企业管理卓有成效的先驱者们把经验总结成理论而得到更快的推广，企业的管理也就不仅注重效率的提高，利润的增加，而且还更加注重产品的创新与市场的结合了。
但是如果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待企业从私人的工场手工业到股份制的现代化企业再到国有企业的形态进展，那么这是有着严重缺陷的。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管理的发展，最后必然会随着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同而变得相同，而这个过程所淘汰的恰好是个别人的个性或者天才；地球离了谁都照转，更别说历代以来多少商业才子经营的企业最终倒闭的事实了。现代工商管理专业（MBA）课程所讲的无非是这些共同的管理内容。说到这里，当前有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例可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进行一下评价，那就是当前还在进行的“宝万”之争。且不说宝能系是否真的要控股万科，并对万科的管理层进行改组，仅就企业管理这一方面来说，王石的那些言论表明他完全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完全是坐在自己企业的井里去观察天下，竟然不知道，除了他王石，市场上竟然还有那么多房地产的经营管理人员，而且哪个也不比他差，哪个都可以完全代替他的领导。因为这只不过是资本力量的展现而已，如果没有资本，一切管理能力都要归零，就连这些人推崇的75岁创业、85岁成为亿万富翁的褚时健也是这样，相信褚时健能够白手起家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去骗人。 三、从企业的所有权形式来看。 如果我们仅从生产与管理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把所有权的问题抛开不管，那么，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分工将按照最优先的方式进行细分和融合，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力更快的进步。但是现实的矛盾却是，狭隘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阻碍了由于管理的进步造成的社会分工进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和管理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一方面却由于资本所有者在自己的企业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会打压技术进步；最后还由于各单个资本所有者的狭隘利益追求，其中一些企业的创新成果和先进的技术，初始会作为这些企业的独门武器秘不示人，并以专利的形式造成技术壁垒，以期在一定的时期内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获得超额利润，也造成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不能迅速的全面推广。一边是巨大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一边是暂时没有获得这些新技术的企业还要投入巨资去重复研究这些已经取得成果的先进的技术应用，结果是巨大的社会资源都浪费在这些重复的劳动上了，而这些还被称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与效率的体现。
因此，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条件下，企业的有机构成最迅速的提高的前景和管理的目的都要受到资本追求利润的制约。这里存在的矛盾在于，社会绝对的发展生产力的普遍要求与企业私有制条件下这种发展的个别的无序竞争的对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从分散到统一，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前行的。
理解了矛盾，我们也就理解了必然。
根据矛盾的性质，对于企业（资本的载体，实体）的辩证运动的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企业所有制为个人独资的形式；二是企业的所有制为联合起来的资本形式（包括合伙制、股份制）；三是企业所有制为国家所有的形式（以前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现在的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等）。
三者的辩证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个环节是资本初始阶段的企业形式。个体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和竞争黄金时期。 这时资本作为新生的事物，还是革命性的力量，是对当时的封建农奴制以及其它的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强有力的进攻。这个时候的市场还是初始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数量很少，资本之间的互相竞争也很少，市场还给人以无限广阔的假象，等待着有勇气的人去开拓。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要求的是摆脱了人身依附的人身的自由（虽然是形式的自由），而且当时处于封建压迫关系下的人也确实可以通过被资本雇佣得以解脱人身依附。因此，当时不仅新生小资产阶级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就是当时处于受压迫地位的人也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资本的生产以摆脱宗法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去获得心目中自由的生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可以在许多描写19世纪及以前的人们生活的文学著作中看出来。比如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作、雨果的《悲惨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化名马德兰来到蒙特勒小城，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十年后，凭借一手办起的玻璃首饰生产工厂，冉·阿让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并当上市长。他的经历，就描写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的生产方式在19世纪初还是新生的、给人以希望的生产方式，也是如芳汀这样的贫穷的人摆脱困境的希望。 这个时期的企业在管理方式上还不大注重工人与机器的更有效率的结合（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本身比封建社会的行会手工业的效率要高得多）。由于市场的广阔和有待于资本去开发，因此，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使命还是尽量去开发每一个没有被资本接触过的处女地，去争夺个人手工业和行会手工业以及其它封建的落后生产方式的地盘。 第二个环节是资本之间无序的自由竞争已经达到了普遍的阶段，个体资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扬弃，股份公司的产生，垄断条件下的竞争。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上普遍的生产方式，同时资本的无序的自由竞争造成的无限制的扩张迅速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界限。资本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战胜小手工业、行业手工工场等封建的落后生产方式，而是互相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混战了。经济危机一波接一波的到来。整体环境的变坏，初期代表着勇敢、正义的个人资本开始表现为不能胜任现状，需要向更高的形式转变。因为个体私有资本规模总是比较小，不能与大规模的资本相提并论；而且个别的私有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一般是一个人，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维系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团结，主要靠的是个人的经验、亲情与友情而不是理念，而且这样简单的组织形式和维系纽带，更主要的还是受到企业主的个人的影响，但是由于资本家个人的原因，无论他是多么聪明和勤奋，甚至被周围的人称为天才，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个性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知识水平都有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这就迁就了他们狭小的经营眼界，市场信息来源的单一，富有激情但有时比较随意和鲁莽的决策，这些具有独特的个人气质的行事风格，还只能在资本数量较小的时代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所谓船小好调头，只不过是在同样范围的湖面上船只还比较少、都比较小的情况下，回旋余地较大而已，一旦资本之间的竞争普遍化了，个人资本就会在竞争中感到十分困难，它们大量产生，又大量倒闭也是这个时期常见的现象。这个时候市场竞争所要求于资本家的就不能只是片面的经验、狭小的眼界和随意的个人主观决策了，这个时候要求于资本的是一定的规模以及资本所有者对于自己资本的谨慎对待和“理性”。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于是小企业被大企业所代替，单个的资本家被联合的资本家团体所代替，股份制企业出现了，处于垄断地位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也出现了。这样，在企业的所有制方面就会发生对单个资本的扬弃，企业具有了社会化的意义。股份制的组织形式，董事会、监事会的成立，通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个人资本在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以及怎样销售等等方面决策时的随意性。为更广阔的社会而生产，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通过股份的增加和减少来促进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兼并。这样企业的社会意义更加增强了。比如现在《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的诸多条件，在成立股份公司时，要达到多少资本，要依法制定公司的章程，公司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等，都只不过是股份制企业本身由于是资本的联合体所必然产生的社会化要求的法律反映。 第三个环节是股份制企业的消极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那么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则是社会分工的静止的独立化。社会分工的自发运动发展，就像是那些强大繁殖能力的昆虫那样，强大的生殖能力和所需要的食物之间很快达到限度，两者的矛盾自然达到了平衡——不断大量生殖和死亡的平衡。但是资本的进化终究还是有意识的人的选择，这里面与苍蝇的繁殖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自己的区别；那就是当个别的资本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展到股份制的联合资本的形式，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竞争。而股份制虽然是竞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但是却体现了社会分工本身的要求在个别企业中达到理性，而这已经是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融合的开始，而不是苍蝇般始终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生自灭了。
股份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个人私有企业的许多缺点；一方面，它显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的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个体私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转为相对垄断条件下的自由竞争，而且规模更大，竞争更激烈，范围更广，经济危机也更频繁，后果也更具破坏性。最终国家进行干预，或者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避免崩溃。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一方面对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企业进行救助，一方面对于那些虽然利润率低且建设周期长、但是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又比较重要的铁路、交通、煤矿等等实施国有化；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国家的力量转移危机，并且为此不惜付诸战争。
股份制是个体所有权的自发的否定，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形式则不过是股份制和市场竞争更进一步的否定——也可以说是消极的扬弃，之后私有转国有，国有转私有的游戏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为了全体资本家的利益要求而处于反复的阶段。最终的解决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政治经济上的统一，实现企业的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否定。 四、企业的三个环节的统一，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 通过前述的企业的三个环节的论述，我们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弄清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可以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环节，体现的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是个别的独立的企业个体，又反映着普遍竞争导致的整体的要求；既是竞争的主体，也是否定这种个别竞争的自觉性；既是竞争者也是垄断者。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应该是以自己自觉的创新、先进的管理和符合行业的发展目标去推进自身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和最后消灭社会分工创造物质条件，直至自己本身也最后消亡。A、必须的补充说明——资本主义的垂而不死。 人类社会分工的进展，从个别到一般，再到最后被社会主义国有资本扬弃，是一个过程。在前面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人所有权控制下的企业由于自身的私有产权的限制，将不能采取真正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整体行动去促进社会分工的向前发展。因为对资产阶级所有者来说，重要的是怎样获得更多的利润，并用国家的力量加以保持。因此就陷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之中。矛盾的对立与强制的统一表现为哲学上的“恶”，并在“恶”性循环中把矛盾从地方推向全国，从一个国家推向另一个国家，推向全世界，直至最后总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暴发，从而把社会分工的发展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
但是资本垂而不死，还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并且现在仍然在世界上占有着主要地位，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大部分解体了。这种现象似乎对于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命运有论述有着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于这一点，做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
对于理论的必然性的发展来说，现实本身是曲折的而不是直线式的。理论可以一日千年，而现实则往往是循环往复，曲折前进的。正如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跌跌撞撞一样，成年人的认识水平也不是不经过曲折就直接形成的，成年人的成熟和理性也是他们年轻时无数次跌倒，并且无数次重新回到起点才形成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垂而不死，我们也应该这样来认识，而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理解。
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发展的初期，对内不仅靠资本的自发的力量，而且还靠血腥的暴力为资本开辟道路；当一切封建的束缚不能满足资本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就以自己的必然胜利来保证自己的存在。
其次，当资本能够得到政权的保障，并以完全的方式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已经不是积极的促进社会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目标前进，而是怎样在狭隘的利益要求内保持资本的继续存在的问题了。于是向外扩张、殖民政策在初期是资本的掠夺本质的外在属性，这种属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只不过变得更为隐蔽。而当资本无限的生产能力由于自身固有的狭隘利益的限制不仅在本国内，甚至在殖民地的野蛮掠夺也受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相同利益的争夺，从而表现为由各自内部矛盾的固有限制引起的互相外在的限制不能和平共存的时候，就暴发了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为争夺利益暴发的激烈冲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资本为自己的未来宣判了死刑。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发展和扩张，并不是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生命力，而恰好是这些原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被殖民地民族纷纷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暴发和成功的情况下，理解了自己的共同命运，理解了他们的利益的维护在同等的发展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于是这些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由互相的敌对变成了互相绑定，从而在自己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达成谅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成发达国家联合体，共同来剥削和颠覆不发达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压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发迹史上通过剥削、压迫和殖民政策确立了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领先权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的限制中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大的国家利益集团。
但是首先这里的保守不是说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绝对停滞，而是指这些国家在拥有巨大的生产力及科技水平的时候，却总是日益利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的霸权来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从而把自己国家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建立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动荡和战乱上。这种内在的关系表现为外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处在繁荣与发展阶段中的时候，是能够短暂的与其它的不发达国家“和平共处”的，这就像是本国内的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发展时期一样，阶级斗争表现为缓和状态。但是一旦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达到了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那么，一切资产阶级的最虚伪的包装都不能持续下去了；以前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战，现在则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救助，比如对希腊，虽然争执，但却不是通过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在另一个方面，这些联合起来的发达国家自己不再进行内战，却把矛盾转移到国外，或者是把经济过剩强行推销到全世界（通过援助或者其它的借口，附加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或者直接挑拨那些尚不发达的国家内斗好混水摸鱼（目前乌克兰，以及以前的格鲁吉亚都是深受其害却不自知），再或者就是对比较稳定的国家，在不能满足自己国家利益集团的要求后就以各种名义进行制裁，直至赤膊上阵，实行军事打击和暗杀，无所不用其极。目前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掠夺基础上的发达国家还存在着生命力的假象，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普遍发展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而且不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发展壮大，力量的对比会慢慢倾斜，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更符合人类自身的发展目的的模式也将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谎言和狭隘显露得越发全面。必然的结果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的特权也会由于资本在全球的普及而相对的衰落，直到绝对的衰落。
真相就是这样的。 B、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本质性的展现——形而上学的僵硬到辩证法的回归。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武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斗争），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得到的。因此，一开始，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在经济政策方面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即突出表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的一面。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到处充满着胜利的激情和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和憧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不知不觉的走向了形而上学。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变成了主观规定下的大一统，实际上是把当时世界上已经取得的社会分工的成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资本运动中的物质与价值补偿的规律作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安排，并加以复制。但是，大一统的国有企业的形式，实际上是建立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的外在的统一。在存在着小生产、小商业，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等等各种落后的社会分工条件下竟然要取消由这些分工所产生的必然的商品交换以及由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一切经济行为，而把那些本来不可能计划的分散行为强行的用计划进行分配。这样的主观安排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先进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及其潜在的对立运动。
虽然这种经济体制的安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落后的国家内，初始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达到的、成熟的社会分工的经验迅速发展，在一个短时期内取得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倒果为因的主观指导下的安排，复制了形式，但是却没有尊重这些形式中包含的各个单独个体的差别及对立。因此，外在的大一统的统一及计划必然要被内在的、由各种社会分工条件下各差别个体之间互相作用的内部力量所冲破。这样的经济行为，不仅违反了根本的经济规律，而且也是和人的发展本身的要求不同的。因为这样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把人的差别固定下来，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固定得还坚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大部分情况其实就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实际上也是当时代表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要求在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中的躁动。孙少安的形象得到了多少人的赞美啊！但是现在孙少安的小砖窑还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赞美吗？尤其是现代，这样的小砖窑还能正大光明的、作为进步的力量得到社会的支持吗？
源自于斯大林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形式在苏联最后遭到了失败。实行同样经济制度的中国也不得不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把过去主观的、通过高度计划的形式来消除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做法一一去除，逐渐恢复事物本来的面目。各类资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并活跃起来了，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也产生了资本联合基础上的大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克服了曾经僵化了灵魂，开始觉醒起来，并且在市场的洗礼中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总之，整个过程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中国经济从形而上学的抽象统一到现实差别的对立运动。这是一种回归。这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序竞争经常导致混乱，内在的矛盾斗争要求对于这种无序竞争有一个否定，而这种否定必然是超越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并且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促进社会分工的自觉性来规范、引导和指导无序的市场竞争，使社会分工有进有退，辩证的向前发展。但这应该是一种承认了中介过程（各种资本的必然存在及其竞争）的、遵守社会分工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相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有中介的经济体系，而一种直接性，直接消灭中介，直接消灭资本，最后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统一的经济体系。这种抽象由于在对象本身内存在着社会分工的高低不同的差别，因此必然要回归。当前的改革开放就是回归，就是回归到现实本身的差别，回归到中介过程，并再由中介过程的发展来消灭差别，达到辩证的否定之否定，即社会分工的消亡。 五、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当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论点基本上都是说国有企业垄断、市场化不足、所有权不清晰、没有决策权、缺乏创新、效率低等，所贡献出来的高招无非就是简单的放权，股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甚至是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等等。虽然都是洋洋万言，但实际上都是西方经济学那种小资产阶级眼光的老生常谈，到处充斥着企业主的狭隘，既缺乏理论的必然性，也缺乏现实国各资本之间竞争的辩证法。
但是虽然如此，这些老生常谈却以“点”的性质从各个方面反映着社会分工的整体性的必然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推进创新、提高效率，还是结构调整，进行产权改革、推进兼并重组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等等，所反映的内容无非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融合，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更加的紧密，伴随着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和转变，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摆脱现实强迫劳动的物质基础量的增加和质的变化。
实际上，以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论点，都是在形式上做文章，从而“成功”的避开了社会分工的辩证发展这个内在的必然的内容。既然不理解内容，而只是形式上的争论，那么，当前的所有改革的理论都只是在盲目中为内容寻找着合适的形式。比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无非是社会分工的分化与融合的内在必然性要求通过何种形式在现实中实现而已。因为股份制的形式可以通过股份的买与卖，控股与放弃股权，也即通过“市场竞争”达到这个要求。但是对于形式的要求，在自觉的理解了社会分工内在必然性的社会意识的自觉实践中，自然不会产生对这种形式的任何崇拜。新中国建立初期所采取的没收、赎买、公司合营等等，也是当时条件下对于社会经济目的的理解所采取的“合适”的形式。因此关键是理解内容。如果说，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调的是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反映的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那么，所有权形式的任何选择不仅要适应“市场”竞争的盲目，而且还要适应国家政权在促进社会分工过程中的“集中”的自觉，这必然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即生产与分配的和谐。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显然更要体现自己的这种内容要求，而不是简单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学了形式而丢掉了内容！
以下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辩论太多，下面仅简要的回答一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根据前面所论述过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规定，可以叙述如下：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要体现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分工的自觉性，做为整体，要在掌握真实、详细、齐全、完善的对于世界和国内社会分工以及代表这些社会分工的各个具体行业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当前和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于世界和国内社会分工的发展趋势——包括细分和融合——和关于顺应此发展趋势的各种量的比例关系，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所揭示的社会分工的发展趋势要求，规划投资和分配，并通过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本身的高效和有活力的管理机制不断的进行创新，自觉的去适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社会分工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创新来推动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直至社会分工的消亡。
这个自觉性将会摆脱小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竞争和由于私营企业本性使然造成的过度投机，摆脱社会生产过程的无序竞争和矛盾不断堆积的恶性循环；这个自觉性将会把人类自觉发展的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用在劳动时间的缩短上，使人类的自我全面发展在时间上得到延长，在物质上得到保障；这个自觉性将会通过理解了自己的现实必然性的人类的共同的自觉积极的实践，不断的促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达到社会分工的消灭，实现人类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