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贴出一副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一出，立刻引来一部分人的反对声，尤其是工农子弟与所谓的“黑五类”子弟。
1966年8月2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说对联不全面，应该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可见，对于这种“血统论”的观点，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反对的。
此时，有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遇罗克，一篇《出身论》横空出世，同时也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其实，遇罗克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自己的出身与经历。
1942年5月1日，遇罗克出生于北京一个条件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建国后，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就职于华北电业管理局，当工程师，母亲王秋琳是私营“理研铁工厂”厂长，公私合营后担任副厂长。
从遇罗克的父母，能够看出，他是资本家出身。
1957年对于遇罗克一家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一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成“右派”，父亲被开除职务，进行劳动教养，母亲被撤销职务，仍保留一份工资。
当时，遇罗克正在北京65中读书，突然成为“黑五类子女”的他，从别人看自己的眼神中明显感受到异样，这份异样在三年后变得更加突出，1959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连续三次参加高考，却因自己的出身被拒之门外，即使他每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不得已之下，遇罗克只得去大兴旧宫菜园小队插队，来到农村，遇罗克发现这里的“血统论”更是根深蒂固，很多“出身不好”的人被斗死。
1964年，遇罗克回到城里，当起了代课老师，却再次因“出身问题”被辞退，随即被分到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工。
196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运动开始后，很多干部子弟同样加入到“造反”的行列，被称为“老兵”（红卫兵），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与资本家，如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再次受到冲击，不仅被剃了“阴阳头”，还要每天去单位接受批斗。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矛头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老兵”的家人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于是他们便写出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对自己的血统进行捍卫。
《出身论》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可能很多人没读过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可以摘取其中一部分供读者阅览：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欲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反动的唯出身论……”
从摘取部分可以看出，遇罗克反对的不仅是血统论，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说，遇罗克是主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那为何他会招致中央文革的反对呢？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中央文革虽然也反对血统论，但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在中央文革看来，遇罗克的观点把“有成分论”给去掉了，只剩下“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从而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与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在上班的路上被抓走，身上突然多了几个罪名，有“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
遇罗克被捕的原因是什么？
遇罗克被捕的原因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私藏手榴弹”。
据说，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看武斗，正好遇到长春车站发武器，遇罗克便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被公安局盯上，因此被捕。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年仅28岁。
遇罗克被处决后，父亲遇崇基与母亲王秋琳去领遗物，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马列著作，另一个就是遇罗克一直不舍得穿的新衬衫，看到儿子惨死，遇崇基情不自禁，大哭起来，王秋琳说：
“咱们孩子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哭，不在这儿哭，走，咱们回家。”
从这件事我们或许应该明白，同样是被打成“右派”，为何一个被劳动教养，另一个却能领工资。
特殊时期结束后，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多方奔走，希望可以为儿子平反，随着吴晗的平反，遇罗克的问题迎来转机，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
“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很多人可能纳闷，遇罗克被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
遇罗克被判死刑的原因，至今成谜，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遇罗克的家人认为他是因六期《中学文革报》而死，也就是说，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为当权派所不容。
第二种说法是说遇罗克在“文革”前曾经发表一篇批驳姚文元的文章，从而引来对方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