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启长征，在向西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城之后，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周、毛为核心的军事指挥权。
四渡赤水，便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今天，我将从战略方向对于这场号称“神来之笔”的战役进行分析。
首先，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为争取战略主动 ，在川滇黔边界成功实施的一次战略性运动战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虽然说，从黔北的赤水河再到川西的大渡河，中央红军选择了一条与翼王石达开十分相近的军事路线。
但是，结果不同的是，石达开率领的数万精兵，却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一举被清军歼灭。
反观72年后的中央红军，却以不足3万的部队，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也被冠以“运动战”的神来之笔。
当然，四渡赤水的胜利，也绝非只是靠红军将领的指挥才能，还有诸多的就是外部环境因素。
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当时的地方军阀之间的斗争，以及蒋介石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斗争，推动了中央红军在战斗中，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其实，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实行剿共政策，并非只是针对当时的中央红军，而是借机削弱地方军阀势力，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维护其统治权威性。
所以，当时的地方军阀，在作战中不仅仅是要提防中央红军，以及在作战中被削弱军事力量，更要防止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借机抢夺地盘，以及被中央军渗透。
那么，地方军阀部队如此瞻前顾后，又怎么可能打得了胜仗呢？
当时，中央红军在西南进行运动作战时，川、黔地方军阀部队，一部分兵力会用于打击防区内的中央红军，另一部分兵力便会作为预备队，以防中央军借机削弱地方军阀地盘和军事力量。
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地方军阀防区，他们便会果断放弃追击，保存其军队实力，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命令也可以说是置若罔闻。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国民党军队系统里的通病，派系实在是太多，在军事调动指挥上有着极大的限制。
当时，在追击中央红军时，军事力量主要是以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军和西南的地方军为主，其派系就包括有蒋系、川系、桂系、黔系、滇系、湘系。
其中，以刘湘为代表的川系和何健为代表的湘系，是各成一股地方势力，而桂、黔两系是联合抗蒋，滇系又和蒋系结为所谓的盟友。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军事结构，在军事指挥作战中，往往会极大拉低作战效率，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并导致作战目的丢失（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明显的校验，比如孟良崮战役）。
所以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是以教员为核心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指挥有方，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还有就是成功利用到蒋介石政府与地方军阀部队之间矛盾的军事典范。
其实，四渡赤水的胜利，在摆脱了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韧不屈的革命信仰。
只有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军队，每逢战事，才能无往而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