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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征初期的战略部署
1948年1月的严寒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开始了一次关键的南征作战。一纵的主力一旅和二旅在秘密的行动计划下，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的地区，这里的地形多变，既有平原也有山地，便于进行军事休整与隐蔽。在当地，一纵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布防，筹划建立一个坚实的根据地，以便为后续的战斗提供物资和兵力的支援。
与此同时，二十旅在吴忠旅长的领导下，按照一纵的战略部署，南进至豫皖两省的交界处，特别是包信集一带。这片区域地处两省的要冲，地理位置对于吸引蒋军的精锐部队具有重要意义。二十旅的任务是通过活动的方式，吸引并牵制住蒋军的主力，以便主力部队能在北方顺利休整和巩固阵地。
在包信集一带，吴忠旅长部署了精心的军事行动。部队在进入该区域后，迅速在地形复杂的山地与林地间展开了分散的布局，以小股部队的形式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大蒋军的警觉和部署范围。他们在白天隐蔽行动，夜晚则通过快速机动，不断地调整阵地，确保不被蒋军的侦察机和地面侦察发现。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牵制敌军，吴忠还下令部队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骚扰战。这些战斗虽不足以造成决定性的损伤，但足以使蒋军的指挥官不得不分散兵力，应对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二、包信集的战术选择
吴忠旅长，看着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利用这一时机清除当地的土顽武装。他指示侦查队深入了解地形和敌情，以便更有效地打击这些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势力的团体。
在战术会议上，吴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计划。他的主意是分散部队，利用小规模突袭来瓦解土顽的组织结构，尤其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吴忠旅长安排了几个路线图，每个图上都标明了预计的土顽武装的藏匿地点，以及如何通过迅速且精确的打击来最大限度地削弱敌人。
然而，副旅长李觉和政委刘振国在会议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觉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战略局势，指出尽管近期有几次胜利，但敌军的主力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打击。他强调，蒋军的反应速度和调动能力不容忽视，如果土顽武装向蒋军请求支援，可能会迅速引来大量敌军。
政委刘振国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着重讨论了这一行动可能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刘振国提到，如果行动不慎，可能会影响到二十旅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目前根据地稳定的关键因素。他提醒大家，保持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对于长期战斗同样重要。
会议中，指挥部的其他成员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一些军官支持吴忠的计划，认为打击土顽武装可以减少后方的威胁，有助于更安全地牵制蒋军。其他人则赞同李觉和刘振国的观点，担心行动引发不必要的大规模冲突，进而暴露部队的位置和意图。
三、悲剧的序幕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短暂的观察后，吴忠旅长决定对土顽武装进行几次有限的出击，以探测其实力并试图削弱其影响力。二十旅部署了几个小队，每个小队都严密遵循战术指令，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夜袭。这些小队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接近土顽武装据点，然而，土顽武装对当地地形极为熟悉，他们在遭到攻击时迅速通过隧道和隐藏的路径撤退，使得二十旅的攻击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吴忠的这些行动虽然初衷是为了迅速清除潜在的后方威胁，但土顽武装的狡猾和对地形的利用远超预期。在一次次的攻击中，二十旅不仅没能有效削弱土顽武装，反而让敌人掌握了自己的活动规律和战术意图。土顽武装通过他们的情报网络，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蒋军的指挥部，使得蒋军能够更准确地部署兵力，对二十旅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随着蒋军反应的增强，吴忠面临的局势日益危急。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交火后，敌军的反应更是迅速而有力，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的位置被敌方主力部队锁定。情况的紧迫迫使吴忠作出了撤退的决定。他命令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在夜色掩护下向西方地带转移，希望通过地形和夜色来避开敌人的追击。
在撤退的过程中，二十旅的三营作为后卫部队负责掩护主力的安全撤离。然而，就在撤退行动中，三营在一处狭窄的山谷中遭到了敌军的伏击。敌军利用地形优势，从高处对三营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三营的位置几乎成了敌人火力的活靶子。
三营迅速组织防御，尽力构建临时的掩体，同时回射试图压制敌军的火力点。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夜色和密集的林地为三营的移动提供了一定的掩护，但敌军的包围圈逐渐收紧，三营的形势变得非常不利。
此时，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的主力已经按照既定路线向西撤退，只能通过无线电与三营保持联系，尽量提供火力支援。但由于距离和复杂的地形，这种支援极为有限，三营的处境依然岌岌可危。五十八团团长郄晋武得知后马上带兵过来救援。
四、三营的崩溃与英勇牺牲
在激烈的夜战中，三营在李应正的指挥下试图维持阵地，但随着团部的增援部队到达后，局势却出现了意外的转变。李应正逃了！他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组织部队撤离，不继续执行殿后任务以保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出。
三营的撤出过程匆忙而混乱，部队在撤离时未能有效地进行掩护，也未与相邻的五十九团一营进行足够的沟通。这导致了五十九团一营在没有得到任何更新的情报下，继续在原地坚守，完全不知道敌人已经调整了战术，正快速逼近。
五十九团一营由于缺乏前线的情报，被敌军利用战术空隙和夜色的掩护，成功地进行了分割和包围。敌军利用其优势兵力，迅速切割了一营的防线，形成了数个孤立的抵抗点。一营的士兵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境异常危险。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一营营长郅福田迅速作出反应，组织士兵们进行自我防护和还击。由于敌人已深入包围，郅福田指挥士兵们利用现有的地形和临时掩体，构筑防御阵地，试图阻止敌人的进一步侵袭。随后，他带领士兵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以刺刀和手中的武器与敌人进行肉搏。
战斗在夜色中愈发激烈，双方士兵在极短的距离内展开了拼杀。郅福田在前线奋不顾身，带领士兵们冲锋，试图打开一条生路。但由于敌军的兵力远超一营，加上一营已被分割成多个孤立的小组，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在一次尝试突破敌军包围圈的行动中，郅福田被敌军捕获。他的捕获对一营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余下的士兵虽然继续抵抗，但随着战斗的持续，一营的抵抗力量逐渐减弱。
郅福田被押送至漯河，面对敌军的审讯和威胁，他展现了极高的勇气和坚定性。在最终面对敌军的枪口时，郅福田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和勇敢，坚定地走向就义，成为了一个在抗战史上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五、战后的问责与总结
在这场激烈且结果悲剧性的战役之后，中央军委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严肃的评估和通报。通报中明确指出了五十九团首长在事前战术安排和战场指挥中的重大过失，特别是在危急时刻，部分干部未能坚守岗位，选择了逃离战场，这一行为被视为对军人誓言的严重背弃。通报中的用词反映了中央对这种行为的极端失望和愤怒，称之为“极端可耻”，这在历史的记录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这一通报影响下，一纵首长紧急召开了二十旅的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此次行动中的失误和未来的改进措施。在会议上，旅长吴忠、副旅长李觉、政委刘振国等高级指挥官均被明确批评。他们被指出在战前的准备工作和战时的指挥中存在疏忽，这些疏忽直接导致了战场上的混乱和重大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三营营长李应正的行为。李应正在战场上的临阵脱逃不仅严重违反了军事纪律，而且对战场局势造成了直接的恶劣影响。他的行为不仅导致了一营被敌军重重包围，还使得整个部队的撤退行动陷入极大危险。基于这些考量，加之需要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的惩戒以示警告，李应正最终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枪决。
参考资料：
来自 葛红国，裴志海著. 大别山岁月 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M].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