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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随着苏联的解体，政经结构混乱不堪，一批精明的商人迅速崛起，他们通过掌握国家的关键资源，在短短几年间累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这些人被称为“寡头”，他们的权势无处不在，甚至达到了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地步。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曾豪言：“只要我愿意，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这种傲慢的言论，不仅揭示了他们的权力，也显露了对国家政治的肆意操控。
2000年，一位新的领导人步入克里姆林宫，他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能够终结寡头们的狂妄，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吗？
俄罗斯寡头政治的兴起
1991年至1996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敏锐的商人和前政府官员，通过精心策划和政治网络，开始在经济的废墟中寻找机遇。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被称为“寡头”，这个称号源于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通过掌握国家重要资源而集聚巨额财富。
随着国家推进私有化进程，前苏联遗留下的庞大而价值连城的企业和资源如同低悬的果实，等待着有能力的人将其采摘。这些寡头通常是在特定的拍卖和交易中，通过非常低的价格获取国有资产。例如，重要的能源公司、矿业和通讯行业等，都被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转手给这些人。在这一过程中，不透明的拍卖程序和政府的内部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财富的迅速积累并不单纯依靠商业手段，还涉及到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合作。寡头们利用他们与政府的深厚关系，获得关于哪些资产将被出售以及何时出售的关键信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信息未向公众公开，使得这些寡头能够提前准备，甚至影响这些资产的估价和销售过程。
例如，在某次重大的国企私有化交易中，一个主要的油田即将对外出售。几位寡头在官方公告前就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开始积极布局，通过设立伪装公司和后台操作，以低于常规评估的价格获得了控制权。这种操作不仅限于单一事件，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寡头聚集了足以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和权力。
在这一时期，市场和法律的不完善为这种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市场竞争机制，寡头们的经济活动往往摆脱了常规的法律约束，他们能够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中自由操作。例如，关于资产评估和拍卖规则的模糊，使得许多交易的细节和条件可以由寡头们自行设定，而不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来决定。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连锁反应。随着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反而因为国家资产的流失和经济结构的失衡，遭受了更大的困难。市场经济虽然名义上开始建立，但实际上是在一种被极度扭曲的市场力量控制下运作，其中少数寡头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寡头与权力的交织
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经济格局已被寡头们牢牢掌握。这些寡头通过控制重要的国家资源和企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影响力。正是在这一年，俄罗斯迎来了至关重要的总统选举，而时任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率令人堪忧，仅有8%。面对如此低迷的支持率，叶利钦的政治生涯似乎岌岌可危。
在这种背景下，叶利钦和他的政治顾问们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连任成功，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援助。因此，叶利钦决定与掌握经济命脉的寡头们合作，这是他连任的关键一步。寡头们控制着国家的主要媒体资源，他们的支持对于改变公众对叶利钦的看法至关重要。
1996年3月，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了七名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寡头参加。这些寡头包括银行、石油和媒体等领域的巨头。会议在极其严密的安保措施中进行，以避免任何泄密的风险。在这次会议中，叶利钦直接向寡头们展示了他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一个互惠互利的提议。
根据会议的安排，叶利钦承诺，一旦连任成功，将继续推行对这些寡头有利的经济政策，包括维持低税率、放宽对私营企业的监管以及提供更多的市场自由度。作为交换，寡头们将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控制其媒体帝国来正面报道叶利钦，以此提升其公众形象。
随着会议的深入，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也被详细讨论。寡头们同意通过他们的银行和企业，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注入资金。此外，他们控制的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开始调整舆论导向，频繁地报道叶利钦政府的成就，同时淡化其竞争对手的存在和影响力。为了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效果，叶利钦的竞选团队与这些寡头的媒体顾问紧密合作，制定了详细的宣传策略。
这种合作不仅限于财务和媒体支持，寡头们还利用自己在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为叶利钦的竞选活动铺平道路。例如，他们在处理政府合同和资源分配时，优先考虑支持叶利钦政策的地区和个人，从而进一步扩大叶利钦的影响力和支持基础。
叶利钦再次当选与寡头政治的巅峰
1996年7月3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媒体操作，叶利钦以53.82%的得票率击败了对手，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与经济寡头的紧密合作。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寡头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叶利钦的第二任期，寡头们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他们的权力也逐渐扩展到了政府的最高层。这些寡头，包括那些控制着重要媒体、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关键资源的大亨，开始更直接地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他们常常参与到高级别的政府会议，并与政府官员有着频繁的互动，影响着国家的决策过程。
例如，政府在制定关于资源开发、税收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决策时，常会首先征询这些经济寡头的意见。这些寡头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其他资源，换取了对相关政策的重大影响力。他们能够确保政府的政策制定符合自己的商业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操控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
这种权力的集中不仅限于幕后操作。一些寡头甚至被直接任命为政府的高级官员，或是担任重要国家公司的领导角色。他们在这些位置上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方向，加强了他们控制国家机器的能力。
此外，这些寡头通过控制媒体，塑造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看法和对政治情境的理解。他们能够通过媒体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塑造舆论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维护了对国家政策的控制。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同样是他们权力的一部分，使他们能在不被公众质疑的情况下行使权力。
在叶利钦第二任期中，寡头与政府的合作达到了顶峰。政府和寡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寡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量政府决策的制定。别列佐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只要我愿意，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虽然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这一时期寡头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这种权力的集中在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虽然寡头们确保了经济和政策的稳定，但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带来了对政治透明度和公平竞争的严重损害。公众对于这种权力结构的质疑和不满逐渐累积，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普京上台与寡头政治的转变
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上任标志着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次重大转变。不同于前任叶利钦时期的政府与寡头之间的密切合作，普京一上台便明确表示要改变这一格局。他的政治策略中，对抗寡头的权力成为了一项核心任务。
普京在就职后不久便采取了行动，召集了当时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七大寡头进行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环境紧张，气氛严肃。普京在会议中直截了当地向寡头们阐明了新的政府立场：政治不再是寡头们可以游戏的领域。他强调，政府将重新夺回对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寡头们如果想继续在其他领域进行商业活动，就必须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普京的这一立场，与叶利钦时期寡头们享有的特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政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警告，而是迅速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对别列佐夫斯基的打击尤为引人注目。别列佐夫斯基，一位在叶利钦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大亨和石油寡头，曾经公开表示能左右总统选举，他成为普京打击的首要目标。
普京政府开始对别列佐夫斯基及其资产进行严格的审查。政府指控他涉嫌经济犯罪，包括税务欺诈和洗钱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行动迅速削弱了别列佐夫斯基的权力和财富。面对越来越多的政府压力，别列佐夫斯基最终选择离开俄罗斯，流亡海外。
在国外，别列佐夫斯基继续通过媒体和其他途径发表反对普京政府的言论，试图从外部对普京的政策进行干预。然而，他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他在国内的商业帝国被逐步解体，大部分资产被政府接管或转让给其他商人。
寡头政治的衰退与普京的铁腕治国
普京的执政初期不仅以对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的直接打击为标志，更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法律行动，系统地削弱了寡头们在俄罗斯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普京的政府加大了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和控制，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通过政治关系积累财富的大型企业和个人。
在2003至2004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换届期间，普京采取了更加精细化的策略来进一步削弱寡头们的政治势力。普京利用了寡头们之间的自然矛盾和竞争，通过政策和执法分化和削弱他们的联盟。例如，普京政府会有选择地支持某些寡头的商业利益，同时对其他寡头进行法律和税务上的打击。这种策略不仅减少了寡头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凝聚力，也限制了他们单独对政府构成威胁的能力。
普京政府在这一时期还大力推动了法治和透明度的增强。他强调国家的稳定和法律的至上性，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商业利益通过非法手段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开始对所有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法律审查，确保所有商业交易都在公开透明的监管之下进行，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国家资源和重要行业的交易。
普京的这些政策和行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一些国内外观察家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压制了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的开放性，但也有不少人支持普京的做法，认为这是恢复国家秩序和防止政治腐败的必要措施。普京对于批评的回应是坚定的，他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反对他这种强化法治和国家控制的政策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离开政治舞台。
普京的这种坚定立场也反映在他对高层政治人物的管理上。任何被发现与寡头有不当联系的政府官员都会被迅速撤职，并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普京成功地重塑了俄罗斯政府与财经集团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独立性和国家政策的稳定执行。
参考资料：[1]胡键.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寡头资本主义到人民资本主义[J].东北亚论坛,2005,14(4):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