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东汉史的朋友可能经常听到一句话：汉亡于桓灵，其实这锅桓帝背上有点冤了。
诛杀梁冀，罢免五候，独揽大权后励精图治，任用凉州三明平定羌乱，讨伐鲜卑并将其赶至塞外，重振国威的大汉再度杨威西域，龟兹、乌孙等西域大国纷纷前来归顺（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
任期有如此功绩，即便比不上章帝、和帝，总比安帝、顺帝来得强吧，又何来亡国之责？
真正引爆危机的是接下来的那位金融天才：灵帝。
之所以要把桓帝要带进去，无非是因为他干了一件令士大夫怨恨的事情：党锢。
李膺不断挑战皇权，桓帝一怒之下，将深恶痛绝的二百余党人，全部遣送回各人的故乡；同时将他们的姓名编写成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他们再出来做官（基本就是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得罪有话语权的文化人真的很无奈。。。。。。。
明明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么被编排为了一个亡国之君，读史还得有明辨事实的能力才行。
比如上篇党锢之锅（4）：太监与士大夫的巅峰之战，太监VS士大夫大火并里的搅屎棍窦后，窦武多次劝她下诏诛杀曹节等，就是不批（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犹豫未忍，故事久不发）
你以为她心善？没波及到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已，父亲窦武要是当皇帝，她连太后都当不了，哪比得上现在可以呼风唤雨的摄政太后来得爽！
你看她又是怎么对待桓帝的妃子，桓帝死前下诏将田圣等九位嫔妃的位分晋升至贵人（东汉贵人仅次于皇后），窦后怀恨于心（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
桓帝驾崩后，积怒已久的窦后就在桓帝棺材前，当众拔刀砍死田圣，然后又准备把桓帝册封的其他八位贵人全部杀尽，好在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苦劝谏，窦后方才作罢（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
桓帝一死，田圣等人还能对你构成什么威胁？即便你怨恨她，又何必迁怒其他人？更何况堂堂太后公然持刀砍杀，还有何大国风度！
这就是世家大族培养出来的贵妇！
现在窦后也来不及懊悔，洛阳火并后，宦官集团马上拥立新太后，也就是灵帝刘宏的生母董氏。
政变次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三月，灵帝的母亲董氏从河间国被迎接到洛阳，尊董氏为孝仁皇后，哥哥董宠为执金吾，侄儿董重为五官中郎将。
董家虽然其名不扬，但在董卓乱京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们仅仅对部分高官进行了打击，凡是陈蕃、窦武所推荐的官员和他们的学生门徒以及过去的部属全都免官，终身不得入仕！桓帝最痛恨的李膺还好着呢。
士大夫们会善罢甘休嘛？
新的较量很快就要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政变大功臣张奂。
窦武被诛杀后，张奂恨为曹节所欺骗，上书坚决辞让封侯（ 以功封侯。奂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
次年（建宁二年），张奂就借出现大风雨雹灾情，上疏灵帝：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张奂表达了两点：
1、窦武、陈蕃对国家一片忠贞，却没得到朝廷的宽恕，反常的气象就是为此而发。请下令厚葬他们，同时召回其被流放到边郡的家属，并将此案受到牵连禁锢的人撤销禁令，统统平反。
2、皇太后虽然居在南宫，但对她礼数不够，朝廷上下大为失望。陛下应该思念大义，回报其提携之恩。
灵帝虽小，但也知道自己能当上皇帝靠的是窦后，看完张奂的奏折，他颇有感动，却被周围的宦官劝止（天子深纳奂言，以问诸黄门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
要知道灵帝此时只有十二岁，一个刚从地方入京的小皇帝，根本没有自己的势力，被宦官挟持在所难免。但你要以为他是一个软柿子，那就大错特错，权势熏天的王甫后来就是栽倒在他手上。
张奂不甘心，又与尚书刘猛、刁韪、韦良等联合向朝廷推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再遭曹节反对。
在诸黄门常侍的压力下，灵帝被迫下诏对张奂进行切责，罚其三个月俸赎罪（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
司隶校尉王寓为宦官党羽，想让大臣们举荐他，百官畏惮没有不答应的，惟独张奂拒绝他的请求。王寓大怒，诬陷张奂结党营私，张奂最后以结党罪免官回家，从此结束仕宦生涯，回到弘农，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
张奂走了，谢弼又站了出来。
谢弼字辅宣，东郡人，以中正方直著称，为当地所推重。
谢弼的上书直接指向宦官：
灾异现象是上天的谴告，是因为朝廷有错，其责任应由奸臣（宦官）承担，应该赶快将其贬斥废黜。
窦氏被诛，怎能牵连太后?幽禁冷宫，愁感天心，倘若因此而死，陛下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之人呢?现在陛下以桓帝为父，怎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呢?
台宰重位，国命所系。现今四公（值得是尚书令和太尉、司徒、司空），只有司空刘宠忠诚如初，其他三位都是无德食禄之人，其中就包括那位不倒翁胡广，想了解更多胡广轶事可以移步这篇：跋扈将军梁冀的两大帮手，一个是历仕六朝屹立不倒的胡广，还有一个竟然是汝南袁氏的人!
奏折上去没多级，谢弼就被贬为广陵府丞，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宦官，谢弼没有上任，而是直接选择辞职回家。
然而，此时的东汉已经完全是宦官的天下，担任东郡太守的曹绍正是曹节的堂侄。得知叔叔从洛阳传来的讯息，曹绍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谢弼杀掉了。
士大夫还不甘心，派出了王牌：帝师杨赐。
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官至太尉，到了杨赐这一代，就成了和汝南袁氏一样赫赫有名的四世三公！
杨赐广征博引，引用了丰富的典故：《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故殷汤以之自戒，终济亢旱之灾。
一篇奏折就援引了《尚书》、《诗》、《春秋》、《关雎》多部经典儒学，弘农杨氏的家传果然深厚！
给张奂、谢弼、杨赐三人的上书做个小结，还是那套熟悉的打法，以天灾示警为由借皇帝之手铲除宦官。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桓帝独掌大权，灵帝朝初期，轮到宦官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甭管你是帝师还是国戚，统统无用，连续的上奏反而引起了宦官的警觉，士大夫们还不死心啊，必须将其斩草除根。
建宁二年十月，宦官们联名给灵帝施压：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罪大恶极，十恶不敕，请严惩。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段灵帝与曹节的对话：
灵帝问曹节：什么叫做互相牵连结党？（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
曹节回答“互相牵连结党，就是党人（钩党者，即党人也）
灵帝又问：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诛杀？（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
曹节回答：他们互相推举，结成朋党，准备有不轨行动（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
灵帝锲而不舍，继续问：他们到底有哪些不轨行为呢？（不轨欲如何？）
曹节很干脆的答到：打算推翻朝廷（欲图社稷）
至此，宦官已经把话彻底说死，灵帝无奈只得批准对党人的抓捕行动（上乃可其奏）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先后处死，各地陆续被逮捕、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百余名，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还有更多的党人选择了逃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俭，由此还引出一个历史典故：望门投止。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
后来单骑入荆州、与同郡张俭等号为“八及”（指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的刘表也在逃亡之列！（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
与他们相比，李膺就有骨气的多。
朝廷发布通缉令后，很快有人给李膺通风报信。
李膺很淡定：侍奉君主不躲避灾难，有罪不逃脱刑罚。这是我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和生都由命中注定，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随后主动到朝廷诏令指定的监狱中去报道，最后被拷打而死。他的门生、故吏和他们的父兄，都被禁锢，不准做官（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颍川李氏本可以在桓、灵两朝跃升为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顶级家族，随着李膺的死和对李氏成员的党锢，颍川李氏就此衰败，成为一个不入流的小豪门。
好在李膺的儿子李瓒颇有识人之明，在曹操微贱时，李瓒就十分看好他，临终前嘱咐儿子李宣：时局将乱，天下间的英雄没有可以超过曹操的。张邈与我交好，袁绍是你们的姻亲，但是你们切勿依附这些人，一定要归附曹氏。
李宣听从了父亲的话，在袁绍、张邈、曹操的三方混杀中选对了人，最终保全了家族。
第二次党锢的范围太大了，远甚当年灭梁冀一党的规模，当年只灭跟梁冀有瓜葛的；这次却灭了几乎所有著名的士大夫。
士族集团党同伐异纵有千般不对，但有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确实是国家的顶梁柱，没有他们，官僚系统是运转不动的。
还是那句话，权力是没有真空的。
士大夫被打垮，肯定会有宦官的亲朋好友上来顶替，但是一来这帮“浊流”们却远远没有士大夫那百年积淀与治世经验，二来他们要当官，自然要贿赂宦官，付出的成本怎么收回来呢，只能对百姓竭泽而渔。
随着东汉的吏治水平的直线下滑，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忍无可忍，发动了震惊朝廷的黄巾起义！
朝廷虽然扑灭了黄巾之乱，但是随着两次党锢，百年豪族积淀的士大夫在被打成“党人”后还是对朝廷失望了！既然你们刘家选择宦官，把大部分利益都让渡给了这些阉人，那豪族还何必支持刘家呢？
举一个例子。
扶风人孟佗为当高官，同张让的仆从结为朋友，将自己所有的财宝都送给他，仆从很感激，就问孟佗有什么要求。孟佗回了一句话：只希望你们为我一拜而已。
于是这个仆从就导演了一场好戏，当时请求见张让的宾客，经常在门口停着数百上千辆车子。孟佗到后，仆从领人在路上迎拜孟佗，抬着他的车子进门。
众人大为惊奇，认为孟佗和张让一定很铁，都争着用珍宝奇玩贿赂他。
孟佗不仅一把就收回了原始投资，还将富裕的又送过了张让，张让大喜，马上就运作，让孟佗当上了凉州刺史！
中央是宦官们把持，地方上还要来抢我们的位置，孰可忍孰不可忍，豪族开始由朝廷的合作者转变为破坏者，东汉名亡于“桓灵”，实亡于“党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