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我来任北平市长。当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陈继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设立“乙级会报”(李宗仁的行辕为甲级会报)，把国民党部、团部,各机关的军统、中统特务,各区的清共队，各地的还乡团，组织在一起，市政府警察也归他指挥。他们在北平多次查抄清华，包围北大，搜索朝阳，夜里逮捕，白天行凶。最后陈竟越过北平行辕(李宗仁),越过华北总部(傅作义),调动二〇八师装甲队,在崇文门用机枪扫射学生，不少东北学生流血牺牲。
我到北平不久,就知道我这个市长干不长。不是我干不长，而是蒋家天下呆不长。东北军事一天天失败,人民愤恨一天天加深，蒋家官员只顾自己,有的赶紧把款存入外国银行,有的赶快送眷属到香港或美国,这是瓦解崩溃的前兆。我过去已经走了错路,现在不能再带子女走死路。他们是小孩子，各有自己的新生命。在全国反蒋高潮的影响下,我暗中随着大家进行我的反蒋活动。
当时，这里十二所大学的校长、教授中,很多是我的老师或同学,彼此相知已久,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
我到北平不久,发生较早的一次学生游行请愿是由于“沈崇事件”所引起,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反美。北平十几家报纸记者争着要我发表意见。那时，陈继承怕的不得了，生怕得罪美国人，因为当时军调三人小组中的美军有一部分驻平。我说:“游行示威是青年学生干的事。我青年时代在北平街上游行过几次。现在老了，不能干了。不要怕青年人，他们表示过意见后,自会回家的。”这是我临时应付的圆滑答复。
那时，夜间都施行戒严，军警、军统、中统特务都由陈继承指挥,况且市内还有李宗仁的行辕和孙连仲的长官部,所以市长无多大责任。但是，有一天早晨,北平十二所大学当局的代表忽然都来到我家(代表中我还记得有北大的训导长贺麟，清华的储某，唐山交大北平分院的茅以升,美专校长徐悲鸿等)。他们气愤地说:“这样下去还如何办学?同学们也无法上课了。”又说:“他们太大胆了，你得帮助我们。大批特务于昨天夜里冲进师范大学，搜查宿舍，打骂学生，并带走了八个人。今晨全市各大学惊慌，我们十二所大学派代表去找警备司令陈继承，他根本不见我们。现在各校学生都集结在行辕(在新华门)等候，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我们明知同你的关系不大(此话是我的老同学徐悲鸿说的),但你是市长，也得替我们问问。”他们说的话,是给我留有余地的。
我一想，机会来了，于是站起来说:“我问!我问!我有力量，我要问到底!现在我和大家一起去找陈继承。再到行辕去找李宗仁。”我们一群人乘汽车闯进外交部街警备司令部，强使陈继承见了我们。但他推说不知道。我说:“夜间戒严时期，竟有人冲进师范大学,搜查几个钟头,打骂叫喊,逮捕学生,而负责北平警备的人竟说不知道，谁能相信?”我们又一起到中南海李宗仁处，车过时，我看见学生拥挤在新华门外的长安街上,高喊:“团结就是力量!”
李宗仁不在,他的参谋长王鸿韶打电话把陈继承叫来。我说:“北平有行辕，有战区长官部，有警备司令部,还有我这个无权无用的市长，竟出了这样的事!但是学生不散却是一个市政问题。”大家无言，我就出去告诉请愿的学生:“你们都回去吧,今晚一定把那八个人送回。如不送回,明天请大家看我的辞职书。”
果然有效!晚上,八个人都送回学校了。
几日后，十二所大学的代表又来市政府见我,说:“学生是送回了。不过,仇结得更深了。现在各校自己警戒护校,特务们白天在街上打学生，夜里进校捕人，这样下去,叫我们如何办学?”我一时气上心头，心里想:北平-世界上有名的古都--现在成什么样?我还干什么市长?蒋介石怎么用这样一群人来维持他那即将垮台的政权!
我对各校代表说:“请诸位回校,向全体同学们讲,今后如果再有人打学生,请同学们打电话给我,我立即到场,站在中间。如果打不着我,也就打不着同学们。假如我不到,那就算是我主使打的。我的电话是三·六一九〇号。无论我在何处，打此电话一定会找到我。请同学们把电话号码在各校公布，我也准备在报上刊登。”
当日下午，果然有北大学生来电话说，军统、中统特务在西单集结要来打北天四院(在宣武门内旧国会)。我立刻赶去，看见很多学生把守着学校大门,外边有条长凳,也坐满学生。他们见我急急忙忙前来，都站起来笑着说:“市长坐下，休息休息吧!刚才军统、中统特务在西单集合去开会了,没有来打。这几天你也累了。”
这次是特务真的要打北大四院呢，还是学生们故意打电话试试我呢?也不清楚。但那几个月闹得风声鹤唳,学生人人自危。
一九四八年，大约是六月下旬，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北平市长何思源撤职”。蒋介石想给我当头一棒，而他却不知这正是我欢迎的。 在我被撤职前，东北战事吃紧，大批学生逃到北平。起初，我把他们安置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后，来的多了，就把他们移到西四几所学校里。每人发给上，下内衣一套，每天面粉十两。他们不够吃，就结队来请愿。我欢迎他们，就抬了一张桌子，到市政府大门口等候。他们整队来到,代表说不够吃,要求加粮，还有其他问题。我上了桌子讲话:“同学们!先解决吃饭问题，每人每天增加到一斤(十六两)面粉,蒸馒头吃,够不够?”下边大喊:“够!够!”。我接着说:“同学们来到，我招待不竹,甚歉。但是有谁给我一块钱，有谁给我一袋面粉来招待同学们?甚至有谁给我一纸命令叫我招待诸位?我是在穷北平,东挪西借,设法不让大家受饿的!但要弄清楚,各校的人源源而来,到底来多少?在北平能住多久?都是谁领导?好有计划安排。”几个学生商量了一阵,只交一个名单,要求替他们找这些人。我到学生队伍里走了一趟，回来说:“同学们!我虽然招待不周,但无论如何困难,也不能看着大家生病,无处治疗。同学们中间有些人面带病容，北平有八个市立医院，必要时可以去治疗，一律不收费。”于是,东北学生整队而去,我也高兴回家。
我被撤职后于七月一日将市长职务交卸，移居锡拉胡同十二号。七月五日下午,在家听见枪声甚急，有人告诉我说新市政府及市参议会认为东北学生内部有问题,恐怕有共产党人混入,决定把他们送入集中营清查。东北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于是结队出来质问，并表示反对。但从早到晚，无人接见，新市政府及参议会也无人出头露面。学生们游行到了崇文门内西侧、东交民巷东口处，警备司令陈继承越过傅作义,擅自调集了二〇八师装甲车队到崇文门内，开动机枪自东向西射击，打倒了五十六人(死八人,伤四十八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这事发生后,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几十万学生游行抗议。
对于傅作义我是慢慢接近，不放过做他工作的机会。我被撤职的那天,傅是第一人向我表明,此事与他无关，并表示惋惜。“七·五”事件发生后,蒋派王克铭来见傅,傅随后即找我谈。一见面,我就直爽地说:“傅先生,你看蒋家王朝的腐烂!光天化日之下,在你这刚就职的总司令眼前,陈继承竟敢越权调兵,开动机枪屠杀无辜青年学生!学生没有闹事,只是求见一位负责人，说明不愿入集中营而已。负责人未见到,意见未说出来,倒碰上了子弹。蒋家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同样腐败。”傅对我说:“你早离职了几天,不然你可以给我帮忙。”我说:“我帮不上忙。”傅即说:“至少不会发生这件事。”我说:“傅先生是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你只能领导自己团体和部下。但你是枝叶，所依附的根干却朽腐了，所以,无论你怎样努力,也站不住。局势变化太大，不如乘此机会脱离腐根。我一到北平,就知道蒋家王朝已经走上了绝路。以前,我在山东教育界,在山东乡间打游击时,还不甚明了这一点。我是一个人，无团体，少部下。我说这一番话,无任何人指使,我也一无所求,只是我走了错路,却不能也无权带着子女再走下去。他们必须有条生路。我在银行无存款，在远处无亲友，我不能走绝路，我们全家就解放在北平吧!”
傅听了不响,我又接着说下去:“傅先生,你有一大批忠心的朋友,有一大批忠心的部下。正因为他们知道你领导得好,领导的正确,才忠于你。你应该多察看局势和人心，早点觉悟,若一旦有人先看清楚,而不跟着走绝路,那你就后悔无及了!我来北平十八个月，就拿处理学生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为例，我是一步一步地走向蒋介石特务的枪口的。今年三、四月间,他们在景山东街曾向我开过第一枪,未中。第二枪还不知何时开呢?”
傅说:“我们都有遇到危险的可能。”我说:“今天是你请我来谈“七·五’杀人的事。我说的这些话责任由我负。你不必回答，但心中不可不想!”我们二人有过几次这样的交谈，还有几次谈到时局,全国的人心和思想。
为“七·五”惨案在北平开了几天会，东北士绅还同各地反蒋人士大吵大闹，傅作义既打脸,又花钱，又赔罪。陈继承刽子手反没事，早就调走了，又派来李宗仁在怀仁堂和稀泥，强留我开会。我看东北及各地人士多向我表示好感，生怕蒋家特务向我开第二枪，就赶紧找机会溜到青岛去躲避。
后来蒋介石亲自去东北指挥作战，却丢掉了三个美械化的兵团(即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兵团)。我天天留心辽沈大战的进程，看何时结束。有一天，我看到美国合众社十月三十一日电讯:“他(指蒋介石)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说话。”我看到这个消息，赶紧回北平见傅作义，想劝他快点行动。我于十一月六日回到北平，七日即到城外见傅。那时他见军事紧张，在城西一个村庄里修建了一个军事堡垒。我一到那里,他即从里间房出来,一边走着一边说:“军事真糟。”还一边双手交替打自己的脸。我说:“以后还要更糟。”此时,辽沈战役以蒋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淮海战役已经开始。我看傅已被四面包围,就着急地说:“傅先生为什么还不早接头,迟了不利。”傅当时有许多想法:中央军还不少，美国兵可能干涉，李宗仁可能有希望(我看他们二人有默契)。他说:“如果改与中共合作，虽然有几十万人，恐怕还不行，不能用剿总名义与中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想在北平先组织一个华北什么“委员会”，请顾孟余为主任，他任常委或副主任,专管军事。我听他如此说，心中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傅还有一些旧军阀兼新军阀的思想。傅没等我再说话就要我去南京找顾盂余，并看看李宗仁还有什么办法。但我听说傅已派人去请邓宝珊,还有天津一个姓刘的,来帮助他对付中共,大概他在各方已有活动。我也想去和李宗仁谈谈，就答应去南京。
我在南京几乎天天晚上和李宗仁谈情况。李每晚回来，有时乐观，有时悲观。蒋介石有时说他自己可以“退职”、“休息”、“告假”、“能战”也“能和”,有时甚至说“可以让给你(李宗仁)”,但又说“现在还不能,现在如同军队有病，治好了再给你”。他想法哄骗李宗仁。事实上，蒋、李冲突很大(竞选副总统时,蒋介石要孙科当副总统)。我和李的副参谋长徐xx长谈。他告诉我,第七军驻防芜湖以东，从芜湖到南京,不过两个小时的路程。第七军的人怕蒋杀害李，所以他时常来往京芜之间，有时在京住几天。徐又对我说:“你也得小心，怕有危险。当李先生被选为副总统时，你在北平怀仁堂为李先生举行酒会，放鞭炮，蒋介石对你恨极啦。”他还告诉我,白崇禧利用对蒋极为不利的局势,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逼蒋下台,又利用湖北参议会、河南张轸，打电报迫蒋“引退”。另一方面,李宗仁的内部人士天天讨论,等待蒋介石“辞职”、“引退”,李宗仁以“代总统”或“副总统”在考虑如何取消“勘乱”、“剿匪”,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民主人士，等等。他认为改换一些名词，即可和平。我听到这情况，感到他们没有触及和平的根本问题。这时北平正被包围,快要打仗,看来南京蒋,李都没有办法。
我离开南京前,对李宗仁说:“我是一个知识不够、经验不足的人，临别想向先生进一套狂妄的话,报答先生对我的知遇。先生费很大功夫,花很多钱,才当选副总统,以后如能下全力把蒋推下台，能全权执政，你就用戏剧性手法摆脱一切阻碍，作一个民族英雄。千万不可继蒋介石惨败之后，再打下去。”(李宗仁或许没有魄力，或许摆脱不开包围他的环境，我的话真被看作“狂妄”。)我认为李只听这些政客党棍胡说八道，不能解决问题，正准备回北平，忽然听说张家口、新保安已解放，北平已被紧紧包围。城外机场不能用，北大胡适、傅斯年，清华梅贻琦,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师范大学袁敦礼,连天津北洋大学张含英都乘最后班机逃出北平。次日,李宗仁与朱家骅盛宴招待他们,也请上了我。在宴会上,孙科忽然来访梅贻琦。梅回来说,孙拟组阁(即当行政院长),特请梅当教育部长(此次未组成,后来在广州组成)。北平的情况,已经使我非常难过,听他说这话,一时忍不住头上冒火。我说:“梅先生,在北平我听说学生欢迎你留校。你的大名高千丈,如今你抛下学校学生就跑，大名一落五百,再来当南京教育部长,又要落五百。”梅贻琦没有什么表示。胡适听我说这话满面通红，赶紧说:“明日我和你一块回北平吧!”那时北平城外的飞机场已不能用，傅军加速在城内赶造机场两个，一个自东单邮局向南到城根，另一个在天坛南墙以外，东西走向。过了几天,胡适没有走,我乘在天坛着陆的飞机回到北平。
我从南京回到北平的时候,解放军已在辽沈战役后迅速进关，将傅作义的军队分割包围。有的地区包而不打，有的地区隔而不围,早已截断了傅军南逃西跑的通路。我回北平路过天津时，从空中看还没有激战。在北平西边，解放军指挥部已设在海淀，前沿战线从动物园北小河沟向西,围绕紫竹院，逼近蓝靛厂;城南解放军靠近永定门护城河(其他不知其详)。我知道傅请来的邓宝珊来到后，已同周北峰接触。这时北平被围业已月余,我听说两边谈判时松时紧。我回北平后,天津紧急,该市参议会两次谈判都被蒋军破坏，毫无结果。那几天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惧特甚，几次来电话，并且托人特别问我还有没有办法。其实，天津、北平的条件一样,并且说明同时解决。不知为何,傅对谈判又松起来。据说，蒋介石命令天津守军坚持抵抗到底。傅作义又令天津方面守军坚决服从蒋令。一时大家都讲,这时蒋正布置海运南逃。同时也讲蒋向美、英、法、苏四国要求干涉中国内战,但遭拒绝。蒋介石绝望。天津国民党军无心作战,打了二十几个钟头即被消灭。
被围的北平人民,生活特别困难。解放军虽然已占领石景山、门头沟、清河镇等地,但为了照顾城内人民生活，围而不攻,一个月来自来水还在畅流,石景山电厂仍然供电,门头沟大量运煤。我觉得城内人民和围城的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心。(一月十九日我们出城见人民解放军时,我看到沿路人民向解放军供应蔬菜时,也有这种感想。)到这时，北平不能谈什么“合作”,找顾孟余来也不中用，我也忘了去找他。事实上只能是向人民投降,不只是放下武器,而且是要在思想上投降。
大概是在一月十六日晚，我去见傅作义，说明各方面的情形，告诉他自从天津解放,我觉得北平人有些心安,天津之战测出了军心。天津西有北平大军,东有塘沽,有河有海,并不甚孤立,解放如此之快,大出人们意料之外。这说明国民党兵不愿打了,北平处于绝对孤立，北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曾与傅作义说过，若下令强迫军队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我认为现在到了赶快行动的时候了，大家是等着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的。
谈话时，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也在座。最后傅作义向我们说:“我们决定明天(一月十七日)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定于十七日中午聚餐、商议，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我早就是北平参议会曾通过的北平荣誉市民)，明晨由惠东及另外二人陪同,先访问各军长,如石觉、李文、二十一军黄翔,装甲兵团,宪兵团等,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安春山军长、李参谋长，另派人通知。许惠东通知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察哈尔省、绥远省、山西省、热河省议长和北平市长，先详细说明，明早或中午商妥办法后，定于一月十八日出城到解放军前线总部正式表态。”
解放军方面一月十六日交给傅作义一封信，内容大概如下:“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此信当时我并不知道，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才在《人民日报》上看到。
北平被围后，许多人知道我在为和平解放奔走，常有人向我打听消息。那时小报增加了好几家，每家小报每天可卖三万份。我当天早晨到军队机关去，许多友人替我担心，怕军统特务开枪打我。我说，既然为北平人民请命，就不怕死。我在那个机关被打，他们须对全体人民负责;如果我被打死在街上，让大家看见也好。那天上午,我们要见的人都见到了,都细说了。他们都说:“什么也不知道,无意见。”大概他们都知道,心中有底,但什么都不敢说。傅作义历来办事仔细,部下各办自己负责的事,不能过问其它。邓宝珊和周北峰等同人民解放军交涉，已经一个多月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
那天的会议场所设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蒋系各军官同傅作义总部各将官全到会，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北平市长刘瑶章也到会,共约五十人,还有许多记者等。十七日,中午宴会布置得很好，由几个参议长、参议员讲话,要求和平解放，推何思源、吕复、康同壁等十一人为代表,拟通电南京与中共两方。军人都在座，一言不发，但不反对，就此通过。这件事好象与傅作义无大关系。许多参议员也帮着拟议电文。这时候，我看在场的军统、中统特务也不少。这里电文未曾写好，有些人拿着往外跑。大家都注意通电要求什么。当时我讲了几句话，谈我在南京看见白崇禧所统治的湖北参议会，及河南张轸的通电，警告蒋介石要和谈,“如战祸继续蔓延,不改弦更张,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又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这是政客故伎,目的在打击蒋介石抬高李宗仁。我们简单直说,有二、三条意见就行。我提议:
1.要求把北平改称北京一一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
2.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说句俗话,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
3.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北京人希望按毛主席提出的八条执行。至于其他如干部留用,军队整编等事，那是中央政府、国家主席操心的事。
我讲完那几条，大家都同意。军人们于宴罢推出代表后都告辞走了。我对议长许惠东说:“你看着要求的原文写好两份拍出，一份通电南京蒋介石政府,一份发给中共毛主席,并通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定于次日(一月十八日)我们出城正式向人民解放军接洽。”
当日下午,我由参议会回家,刚进门遇见中共方面常接头的张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我记不清他的姓名)。他对我说:中共北平工作负责同志派他二人来提醒我，多加警惕。因为明早出城，防备今夜危险。我感谢他们,但未充分注意，只想打开后门,多个出路而已。二位走后，我告诉我妻和子女,北平明日和平解放,大家庆幸。谁知十八日凌晨三时，蒋特的定时炸弹在我家住的中式小房顶部爆炸。两声巨响,我家六口一死五伤。次女(女一中学生)死亡。受伤五人中最重者我爱人何宜文,送到协和医院,在头上取出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中共方面派来张同志二人提醒我注意的话,至今铭感在心。那时南京中央无耻造谣,说“这是中共攻城，打击和平使者”。有的朋友受骗,还来信、电慰问。
我负伤后被送到北京医院地下室,因为蒋特除搞定时炸弹外，还会对我进行暗杀。医生检查后,发现我虽然流血不少,但伤势不重，没有为炸弹碎片炸伤,大部分是砖木砸伤。因为屋里间炸弹先响，我和两个儿子赶紧起来去救她们,刚走了几步，安放在外间屋顶床头上的那颗炸弹才响。如果外间炸弹先响，里屋那颗后响的话，至少要死四人，伤二人。定时炸弹迟早不一,救了我的命。家中死伤的人，我也无暇去看。
代表们来我家慰问时，我和代表们商议说:“我们在北平集合了各界人士，于一月十七日首先响应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发出的八条，第一个以实例告诉全国全世界北平的和平解放。我们应赶紧邀请人民解放军即速进城。”一月十九日早晨，我先让代表们乘车到西直门有轨电车厂等我,告诉他们我不一定何时到,其实由张同志扮为护士扶着早到了西直门，在那里已有许多各界人士和来往行人，知道今晨我要从此经过,等着看看我。他们一见汽车内有人包着绷带，即围上来说话，打招呼。我们又前行到动物园，沿围墙向北走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但因两边工事和小河拦路,走不过去，又折回向西，取飞机场大道,即沿着紫竹院向西南，到了两军的前沿。穿过“无人地带”时,其他代表不敢向前走了,因为路北侧枪声甚密。他们留在战壕里等候，我一人同张同志前去。快要到达解放军阵地时,忽见一人从地道里跳出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何思源先生?我是解放军连长,在此等了你两天了!”我谢谢他，并问为什么枪声这么紧呢?他说:“你看，东北边敌人还在运动部队。”
从西直门车厂开始，一路上我不断下车和沿路军民谈话。我见了许多北平人向我表示赞成，还伸出大姆指说:“做得好。”在两段战壕内外，又接触到更多的蒋军士兵表示希望和平解放。我包扎着伤口,最容易被他们认出。最使我感动的是,不少人都来围着看我、鼓励我。虽然我家中刚刚死了人，我还负着伤,北平人的这种心意,蒋军士兵的这种表示,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我们十余人带有一辆小型汽车，本来可以坐车过去,但我怕误会，所以我和张同志在头里走。果然,当我遇到解放军连长时,我就看见在后边不远,就排着四门战防炮。我们通过战线后,看到在城外遇见的北平人同城内的一样,原来就是一家人，军民之间，早已不分城内城外了。
我们受到解放军热情招待,讲了我们的要求,进行了畅谈。解放军方面和我们每次谈话都有十余人。大概以四十一军正明为主。谈话时也可能有更高级些的，但不认识(没有介绍过)。谈语中，莫正明说:“对于你们的要求，傅作义如何说?你们来时,傅说些什么?两边协议细节,傅作义为何至今不签字?”(莫正明说此请时是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我说:“我出城前,同傅作义谈,我们见了解放军,应当如何说明你的态度。傅毫不迟疑地说,你就说傅作义服从人民!”莫说:“傅作义应该于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签字。现今是十九日下午了，为何还不签字?又有什么变化?”我笑一笑说:“我认为,事到如今，傅不会有变。可能是因为我负伤，晚了一天。或者傅的签字已在路上,他不会骗我们。”我说这话,显出很着急的样子。莫反而安慰我,他说:“你放心，北平城内，我们是有工作的。如果实行攻城时,本军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
我们在解放军处住了一夜,又谈了多次。
夜里,我和中共张同志同床而眠,到半夜张被唤到军部谈了许久，听说一切都好。第二日(一月二十日)早饭后，我们才开始回城。每次双方谈话时,中共方面皆有很多人参加。听说罗荣桓同志也参加过，我不敢确认，但中共进城后,罗荣桓同志来医院看过我一次,因我已改住别的医院,未能得见。因那几天传说蒋介石又换了五百新特务各带最新式枪弹，又要下手。后来中共有一负责人对我说:这五百人由一个姓李的率领，现李已自首，请你放心。回城第二天,我在东单一个广告牌上见贴出傅作义的无印无名告示,说明某日停战,军队开出城外,听候整编,市内各级行政机关、企业单位、银行仓库、邮政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旧人员训练后续用,蒋军不愿在北京的可以乘飞机走等细节。我记得告示是在一月二十一日晚贴出的。
几天以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正阳门大街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雄伟的姿态，整齐的步伐，开进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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