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党和人民解放了我！”望着围绕在身边密密麻麻的人们，王光美眼含热泪，向大家鞠躬致谢。
1979年春节，王光美时隔12年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此同时，人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为刘少奇恢复名誉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春节刚过，中央开始启动对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复查小组将有关刘少奇一案的570卷档案全部调来，分头仔细察看，随后将当年“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调到北京，要求他们写下会议材料，综合所有材料，复查组兵分两路，寻找确凿的证据。
经过几个月的周密核查，复查小组向中央递交审查报告，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是符合事实的。
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听过复查小组的汇报后，同意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1980年初，中纪委特别对刘少奇案件进行了严肃讨论，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做了必要的准备。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成为大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决议。
随后，中组部的同志找王光美谈话，说明党内老同志对刘少奇的正确看法和评价，其中特别提到了李立三。
众所周知，李立三的错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并且是反复检查过的。因此政治风暴初期，李立三并没有成为受冲击的对象，甚至还能够自由活动。直到刘少奇身陷政治风暴以后，李立三的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
作为党的历史上重要的负责干部，李立三所掌握的情况远比很多人要多，因此李立三很快被找上门，要求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李立三首先从安源时期，和刘少奇的交往讲起。
1922年，刘少奇受委派前往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李立三已经在安源待了一段时间，向刘少奇汇报了安源的情况后，刘少奇当即决定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当天晚上，几个党员就为“罢工”还是“请愿”争论了起来。
刘少奇听完大家的发言，开始发表自己的一点意见，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由于认识李立三的人比较多，因此大家一致决定由刘少奇出面担任谈判代表，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
散会之后，刘少奇和李立三继续待在会议室里，审查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在聊到安源当地的帮会组织时，刘少奇担心他们在罢工的时候趁机捣乱，两人一合计，决定让李立三打入当地帮会组织的内部。
在李立三的一番努力下，当地的帮会组织答应在罢工期间不捣乱。
一切准备就绪，刘少奇和李立三密切协作，一个在前方舌战敌人，一个在后方策应，最终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这段时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李立三坦诚地对专案人员说道。紧接着，李立三又讲起了“五卅”运动时期和刘少奇的交往。
“二七”大罢工之后，李立三奉命前往湖北恢复党的活动，刘少奇接替李立三的职务继续留在安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李立三借着学校教员的身份，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从事地下活动。
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李立三被派往上海工作。党的“四大”召开之后，李立三当选中央委员，并和刘少奇一同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二月罢工”以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被委任秘书长，刘少奇担任总务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李立三奉命部署“三罢”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工商学联合会。
在李立三被推举为与帝国主义交涉条件的审查员之后，上海总工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中心力量，李立三也成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
“工会具体工作，实际上还是刘少奇做的多一些。”讲述完这一段时期与刘少奇交往的经过，李立三再次作出结论：“相处三个月，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和刘少奇的第三次交往是在武汉时期。当时李立三刚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成为党内工运工作独当一面的角色。北伐军占领汉口之后，李立三奉命前往汉口组织总工会办事处，支持北伐战争的发展。
办事处正式成立后，李立三担任主任，刘少奇担任秘书长。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短短几个月就发展到40多万工会会员。
当时英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急先锋，随着在中国各地制造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英情绪。1926年的反英大会上，李立三作为总指挥发表讲话，首先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
一周之后，反英反奉示威大会召开，当游行队伍通过英租界时，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造成了“一 · 三”惨案。李立三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30万人的反英群众大会，大力宣传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准备指挥示威群众进入租界，收回国家主权。
可惜在张国焘的错误指示下，李立三只好改变计划，但群众却在游行开始后，不顾阻拦冲进了英租界，李立三只好顺水推舟指挥群众行动，造成了收回租界的既定事实。
与此同时，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还一起筹备和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
“七月下旬我就离开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再没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讲述完和刘少奇交往的第三段历史，李立三如实说道：“总之在这三个阶段，我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这之后还有各种人来找李立三，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李立三都一一实事求是作了说明。也正是这些实事求是的材料，为刘少奇恢复名誉提供了详实的证明。
“李立三之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你应该去看望和慰问坐了8年监狱的李立三夫人李莎同志。”中组部的同志特别叮嘱王光美道。之后王光美专程去看望了李莎，也了解了一些李立三在政治风暴中的遭遇。
受刘少奇的影响，早已经是政治边缘人物的李立三，还是被推到了政治风暴的中心。由于坚持实事求是讲述干部的历史功过，李立三的处境非常艰难，甚至因为李莎是外国人的原因，李立三被无端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
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李立三终于支撑不住，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之后，给毛主席写下了绝笔书：
“……我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80年，中央重新审查了李立三的问题，彻底推翻了强加在李立三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在李立三的追悼会上，由于反复查找骨灰未果，骨灰盒里只装着李立三生前戴过的一副老花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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