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是活跃在黄淮平原的一支武装。
捻军的前身是捻党。最早记载见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上谕”中说到有“捻党”的名字，那么捻党的成立应早于这年。学者江地认为“捻党最初产生可能在17世纪中叶康熙年间”。
为什么叫“捻”？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捻党或捻军自称为“捻”。《涡阳县志》说：“捻匪，江淮间聚众打降，谚呼曰捻。又盗捻纸燃脂，毁室劫财，因为之捻”。《清实录》、《东华录》和陶澍认为“群聚为捻”、“每一股谓之一捻子”。方玉润认为：“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日，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把“捻”视为各股力量“群聚为捻”，看来比较合乎情理。
捻党与其他的反清组织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1）捻党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尽管它和白莲教有联系，但是它并不崇尚某一神主，没有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纪律等。它以行侠尚义、劫富济贫相号召，因而没有固定群众、固定组织、甚至没有固定领柚，所谓“居则谓捻，出则谓民。”
（2）捻党不是秘密组织，而是公开的结社。《东华录》说：“盗匪……肆掠时，……聚集多人，肆行不法。甚至平时，乃数处村庄，自附齐民，非如邪匪之勾结伙党聚而者比。”当时人蒋湘南说：“淮间有所谓捻子者，数百人一群，抬抢、鸟铳、刀、矛各杀人器背具，蚁拥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余党视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阗门，呼口响老。响者，人有不平事孤当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为捻子也。”可见捻党是反对地主、恶霸、贪官污吏，进行劫富济贫的一个农民群众组织。他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打梢”，“吃大户”，抗粮和抗差等。
（3）捻党的成员十分复杂，有白莲教徒，也有曾经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被裁撤的乡勇，还有船民、渔民、盐贩子（盐枭）、流民、走江湖者等。在捻军起义前，有地有家的农民参加者还比较少，只有那些因黄河、淮河泛滥失去家园的破产农民，或是水上流动之渔民、船民和私盐贩子凭其来去不定和剽悍的武艺，常结伙公开活动。
捻军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太平天国起义给捻党以很大鼓舞。咸丰元年（1851年）3月，河南南阳捻首乔建德首先在甪子山起义，6月又发生了南召、应县起义和安徽的凤阳、颍州起义。
咸丰二年（1852年）张乐行、龚得树等聚众万人，以安徽亳州雉河集为基地，进行武装抗清起义。接着永城之冯金标、张风山，亳州朱洪占、陈起生、邓作仁、尹甲、王怀山、孙玉标、倪中平、朱天保，蒙城胡元众、张狗、史鸭、陈小爱、江怀勤，凤台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亦起义，号称“十八铺”。
这些起义军自称为“捻军”。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大军入皖，攻占安庆，仅咸丰三年（1853年）初三个月内就有二三十起捻军起义。清政府急忙以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帮办，并以前漕运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周天爵在宿州设立行营，一面调兵镇压，一面进行“招抚”。不久，张乐行等“受抚”，十八铺等起义军投降后被编为“兵勇”。但其他各支起义军仍在继续斗争。6月太平天国北伐军入皖，攻占凤阳、亳州、蒙城等地，6月初，张乐行、龚得树等率部再度反清，在涡河、淝河流域活动。中旬，王冠三、宋喜元在夏邑举行起义。7月上旬豫南捻军首领雷大章率众起义，围攻正阳城，阜阳捻首李士林部、固始捻首刘元吉、霍邱捻首李昭寿、薛之元等同时宣布起义。10月，颍州、蒙城、亳州等各地起义捻军趁周天爵新死，“合五十八捻为一”，实力大增，马和尚，陆风、江邦为首领，声势大振。11月，凤台张茂在芦沟起义自称西怀王。
到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攻占庐州（今合肥），据有全省二十多个州县。3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进占永城、夏邑等县，有苏天福、冯全标、王冠三、张捷三等四支起义捻军接应，并打起“太平天国金四正将军”旗号。八月，苏天福、张乐行等率捻军会攻河南永城会亭驿，打败清军徐广缙部。河南禹城东乡庄捻首刘化振、袁西城率众起义，围攻禹城。
捻军活动地区示意图
辉县赵固庄捻首戴鏖、杨景福等起义后围攻辉县城。咸丰五年（1855年），龚得树率起义军入河南夏邑与王冠三联合。各地起义捻军逐渐联合成四大部，即张乐行部、龚得树部、苏天福部和王冠三部。这标志着捻军由分散逐步走向联合，这是顺乎形势发展要求的。
捻军联合政权的建立
由于捻军并无统一组织，因而尽管各地起义军都自称为“捻军”，却是互不相属，各自为战。分散的武装斗争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何况各“捻”本来就有“捻”合在一起的意思，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也是各“捻的共同愿望”。
咸丰四年（1854年）初，“剿”捻的清军内部发生了变化，自周天爵死后，由袁甲三代领其军，袁掌权后与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等闹矛盾。四月间被清廷解职，由英桂代替，皖北清军的“围剿”力量减弱，给捻军造成了统一整顿的时机。
咸丰五年（1855年）秋，皖北和豫南各路捻军首领一百多人聚集在安徽蒙城和亳州交界处涡河畔之雄河集会盟，经多方协商，决定如下：（1）建号“大汉”，共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以龚得树为军师，苏天福、王冠三为先锋。（2）将各路捻军编为五大总旗：张乐行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领蓝旗、侯士伟领红旗、苏天福领黑旗。这五人为五大总旗领袖，称“大趟主”。王冠三也领黑旗，却独立于五大旗之外。此外：尚有五色镶边旗、八卦旗、水花旗等。各旗捻军及首领都有适当的番号和职衔。“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3）确定以尹家沟为首都，雉河集为陪都。会盟之时，各首领共同祭告天地，并以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发表布告，宣称：捻军之所以起义，是因清朝官吏“以刀锯代扑责，因贿赂判生死、酷以济贫，视民如仇。竭万姓之脂膏，充两家之谿壑”。因而：“大起义师，救我黎民，除奸除暴，以减公忿。”希望“四乡城民，各安尔业”。同时颁布《行军条例》，不准“支吾打粮，私自下乡寻找财物，淫人妇女，”“起身听三声号炮齐集”，“无故伤人命者，一命一抵”，“打胜仗得炮子炮药，分派公用，私为己有者酌律定罪。”
雉河集会盟，首先在政治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清朝、恢复汉族统治的斗争目标。在组织上统一了内部编制，标志着分散的各捻走向统一，大大加强了捻军的斗争力量。各军也由“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武装状态变为一支较为正规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也整肃了捻军的纪律，提高了其战斗力。对于捻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乐行
雉河集会盟之后，各旗捻军奋勇出击，声势大振，9月，张乐行和苏天福部联合击败河南道张维翰部于永城泥秩集，占领会亭驿和夏邑城。并东出碣山，西扑商丘牧马集，南下包围毫州，占领蒙城，分兵攻打夏邑和颍上。12月，捻军在豫皖边界大败清提督武隆额部，杀其游击巴哈布，武隆额被清廷撤职。
咸丰六年（1856年）2月，张乐行、宋喜元部由河南攻入山东曹州，给山东影响很大。3月，张乐行、苏添福部分兵五路进攻永城，占夏邑，活捉夏邑知县郭凤恩。同时在归德察边口击败清总兵邱联恩和崇安所部，包围河南巡抚英桂于归德城内。清政府因此将邱联恩、崇安和徐广缙革职。
这时捻军发展到黄金时代，兵多将广，控制了黄淮间大片地方，“且耕且战，官兵婴之辄遗散”。
但在胜利面前，一些首领轻敌麻痹。清政府又重新起用袁甲三。亳州、白龙庙等数支捻军皆失利，雉河集失陷，清军在雉河集制造了“杨园子惨案”，杀害大量无辜农民。8月，张乐行率捻军主力北上，击败清军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等部，夺回了雉河集。但由于清军势大，不久退回三河尖。
捻军与太平军的联合
咸丰七年（1857年）3月，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联合是当时形势下双方共同的愿望与要求。
在太平天国方面来说，由于咸丰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变”，内部力量受到相当削弱，迫切需要联合江北之捻军共同对敌，使其成为太平天国“北门之锁钥”和“南国之屏藩”。在捻军方面，张乐行等退据三尖河孤守，依然受到胜保和袁甲三两支清军沉重的压力，需要太平军的支援。
正如当时人黄恩彤在《捻匪刍议》中所说：“是时，捻匪屡经受创，势渐披靡，不得不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而长发亦因党与渐离，集收捻匪以为用，于是分者始合，狼狈苍黄、急则相倚，势使然也”。
两军会师后，捻军盟主张乐行被封为太平天国成天义北征主将，后其他各将领也各有封号。捻军和太平军一样蓄发，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派员和捻军联系共同作战外，还派有专任代表驻捻军诸部，捻军也派有代表在天京和陈玉成部联络。但是捻军仍保持其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太平天国也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捻军“听封而不听调”，两军只是配合作战。
即使如此，两军会师以后，皖北战场出现了新局面。清政府视捻军和太平军联合作战是至关大事，急调胜保、袁甲三两支军对付，并以夺取安庆为主要目标，企图消灭太平军和捻军的力量。
3月上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同时进取寿州、庐州、和州。由于兵力分散，各处攻势皆无进展，皖北出现相持战局。其时，湘军大举进攻九江，林启荣迭次告急，石达开令陈玉成督师援浔。
4月27日，陈玉成兵团攻取英山，建立进鄂援浔前进基地。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布政使李孟群前往堵截，进陷英山。5月上旬，陈玉成又由桐城率众七八万人，以宿松为前进基地，进抵皖鄂边界。小池口清军驰往堵截，两军在独山镇、陶家岭一线会战。同时，英山将士进至张家榜，大败湘军，阵斩候选知县李景湖，湘军逃窜蕲州。中旬，陈玉成督师进攻黄梅，但被都兴阿、多隆阿击败，攻势受阻。李秀成在六安咨请张乐行分拨捻军二万余人增援，又令太湖将士续援。继之，他亲督大队前进。饥民纷纷新附援军，“沿途薙发逃散者甚多”，在英山境内被李孟群堵回。不过胡林翼兵饷不足，“积欠五月有余，计数百万余两”，日子很不好过。
胡林翼
这时，陈、李“间道内犯，实欲动摇东征之师”，解九江之围。胡林翼只得令湘军从九江、小池口、武汉前往堵御，减轻了林启荣的军事压力。皖北太平军进鄂援浔行动虽遭挫败，但已收到显著效益。胡林翼担心，湘军“万一饷竭兵哗，江皖豫三省之贼乘虚而入，大局不堪设想。”
可是，进鄂机动严重影响了皖省太平军的战略发展，福济得以在庐州苟延残喘，皖北基地并不巩固与安宁。
捻军与太平军的隔阂与分歧
不久，咸丰七年（1857年）8月29日，清军胜保再占霍丘，10月12日正阳关又失，捻军退据六安州。这时捻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刘永故（刘饿狼）为首的蓝旗捻军不顾和太平军共同作战，坚持北撤。
而张乐行、龚德树等坚持必须和太平军合作，反对刘的分裂活动，并将刘杀了，于是引起蓝旗捻军不满而陆续北归，在淮南之捻军力量顿为削弱。
这次捻军的分裂，一方面表明了张乐行、龚德树等坚决与太平军合作的态度，但也反映了捻军部下的独立行动要求，其主要是宗教原因所引起，太平天国很难容纳一个不拜上帝者势力参与合作，这是洪秀全的一贯思想。而捻党的历史远较太平天国所创之拜上帝教长，他们也很难接受拜上帝教义。
宗教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观念，两者虽联合作战，而政治意识不能相合，必然会引起种种矛盾，这是造成分裂的根本原因。
三河大捷形势图
咸丰八年（1858年），因清胜保进攻，捻军张乐行、龚德树从六安退往正阳关，复分水陆两路沿淮河东进，于6月14至15日，连克临淮、凤阳，截断清军粮道，给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占了庐州以有力的配合。10至11月又配合太平军打了三河大捷，全歼清军李续宾部六千人。
延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于清军麇集安徽，太平天国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这年3月，龚德树在罗田折子关战斗中中炮牺牲，不久安庆又为清军攻陷，捻军内部又有人主张北撤。12月，张乐行率淮南捻军撤回淮北，陈玉成派马融和率一部分太平军随去，继续保持联系。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派扶王陈得才远征西北，马融和，才率部随西征军西去。长达四年的淮南捻军与太平军的合作告一段落。
捻军与太平军的联合西征
正当淮南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之时，留在淮北的捻军仍以雉河集为中心，活动于亳州、蒙城、永城基地，一面与清军周旋，一面频频出击，以扩大力量，补充给养。
咸丰九年（1859年）3月，捻军三万人入豫，占宁陵，围归德，克睢州，在舜阳县之北舜渡与清将邱联恩激战，清军大败，邱联恩当场毙命。5月，捻军渡过运河，围攻山东解县。
咸丰十年（1860年）2月，张宗禹率捻军三万多人挺进苏北。占桃源，攻克清江浦（今淮阴），杀死淮海道吴葆晋。9月，张乐行等率捻军入鲁，“绵宜六十里，兵声火炮，数百里皆震”，10月，他们在济宁击败清军后，攻占宁阳、郓城、曲阜、孔府的民户、佃白奋勇响应，使“办公之人，废弛公事”。
僧格林沁
这次捻军入鲁，遍及二十多个州县，沿途遍发布告，影响极大。清政府慌了手脚，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马队前往镇压，又被捻军打败。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再攻曲阜，占邹县之峰山。
咸丰十一年（1861年）2月，捻军三万多人为声援河南起义军，自亳州出师，经归德、朱仙镇，逼开封，至中牟、许昌，克店县，攻南阳，围邓州，入湖北，返安徽。河南巡抚严树森惊呼“门户洞开，已成熟径”。
这次捻军长驱苏鲁豫三省，足迹所到之处，不仅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势力，而且大大地鼓舞了苏鲁豫三省的农民斗争，幅军、教军、长枪会等相继起义响应，或互相配合作战，打击清军，形成了以皖北为中心，东至沂蒙山区，西达伏牛山，北到冀鲁豫边界的广大人民反抗地带。对太平天国来说，成为其北方的有力屏障。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形势日益严峻，负责皖赣战场的英王陈玉成为“广招人马，早复皖省”。1月底，遣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兰成春等率军西征陕西。
西征军抵河南新蔡时，豫南捻军张宗禹部又和太平军联合西征入陕。5月中旬，西征军攻取了陕西洛南，又在三兆大败清军，兵锋直指西安，威震川陕两省。这时陕西回民正因不满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准备反抗，积极响应太平军和捻军入陕，于是，回民起义的烈火在关中地区熊熊燃开，起义于云南、活动于四川的农民起义军也积极向汉中靠近。
陈丕成
但就在这时，由于在皖北清军的反扑，捻军在颍州战斗中失利，太平军的庐州失陷，陈玉成牺牲，远征西北之太平军和捻军得知消息后，急忙回师东援，却被清兵堵截，于豫陕边界徘徊作战多时。
之后，西征军在桐柏山区与原在平原活动的捻军陈大喜部会合，军力扩大到十多万人。这是捻军和太平军的第二次合作。
捻军回师救援太平军
7月底，联军渡过白河，围攻南阳及附近各县，未克。9月经枣阳，占随州，再分兵，陈得才部南下克京山，应城，再返襄樊。张宗禹部东攻德安府，克孝感，转向黄安。
清政府十分害怕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会攻武昌，东下安庆，遂置重兵于鄂皖边界处，于是西征军遂不得回师东援，阻于大别山和桐柏山区以西。
冬，陈得才部再次西征陕西，而捻军则在张宗禹率领下退回亳州，陈大喜返回汝宁，与太平军之第二次联合战斗再告一段落。
张宗禹
同治二年（1863年）由于清军僧格林沁部在皖北反复“围剿”，捻军频频失利，张乐行遣张宗禹从颍州西援豫南陈大喜部，自己准备退回亳州。
3月19日，尹家沟和雉河集失守，张乐行突围至西西集，为叛徒出卖被捕遇害。这次雉河集失陷，捻军在蒙、毫一带基地尽失，二万多将士殉难，力量大为削弱。
同治三年（1864年）2月，扶王陈得才等大军由陕西分路东下援天京，清僧格林沁及官文所部拦截。
8月24日，这一部分太平军在麻城一带分成两支：一支由扶王陈得才率领，向东南进攻；一支由遵王赖文光及捻军梁王张宗禹等率领北上河南，与清军周旋于鄂北、豫南。
11月，陈得才部将马融和倪隆怀等所部七万多人降于僧格林沁；范立川等又率众十一万降于英翰；祜王兰成春被部将甘怀德诱捕，陈得才以军心涣散，服毒自尽。
皖北太平军力挽狂澜，联合捻军，浴血奋战，在天京内江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了敌人，并支援兄弟战场，为稳定天国局势作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