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济南战役，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不少的误解和争议。
比如《粟裕传》记载：“在一些出版物中，包括党史、战史资料和某些将军的回忆录，甚至在有关济南战役的纪念物上，济南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竟然换上了别人的名字。济南战役是谁指挥的？这个不成问题的提提，今天却成了需要考证的问题，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再比如，有很多人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打济南的战役，华野总部在此期间部署的打援战役只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战役计划。以至于粟裕晚年写战争回忆录，都亲自现身说法，指出攻济和打援是济南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48年7月13日，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山东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一举攻克了兖州。兖州地处徐州和济南中间，战略地位显著，它的解放意味着由王耀武防守的济南成了华东的一座孤城。
7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华野，为了保证华野主力部队在豫东战役后有一个月的休整期，许谭兵团应计划发起对济南的进攻，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为主力部队休整提供保障。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中央先后发来7封电报，措辞一次比一次明确，要求许谭兵团准备在10天内夺取济南，然后休整到10月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打仗，争取于今年冬春夺取徐州。
这个部署与粟裕的战略构想有着明显的不同，粟裕认为，许谭兵团兵力不足10万，如果攻济则难以兼顾打援，而且，济南背靠黄河，南边是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敌有10万以上，且拥有完备的防御工事，华野自成立以来，还没有攻打这样一个大型省会的经验。
再者，济南是徐州的屏障，徐州是中原的屏障。敌人在徐州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的3个兵团，机动兵力就有17万，如果这17万人趁着我军攻打济南北上增援，情形恐怕非常危险。
有鉴于此，粟裕经过3天的思考，向中央提出，济南战役可能是一场规模比豫东战役还要大的战役，此战能否取胜，关键就在于能否集中更多的兵力，华野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确保攻济和打援的胜利。
他建议：许谭兵团暂时不进攻济南，而是和华野各部一起转入休整，等雨季过后，再进行攻济战役，或者转入外线作战。同时，粟裕还建议，将苏北、皖北、豫东等地的部队向山东集结，确保全力以赴，掌握战役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后，我军各部开始浩浩荡荡向华东战场集结，总兵力达到了32万之多，华东战场上由此形成了我军32万对敌军28万的优势局面，这是华东战史上的第一次。
8月下旬，蒋介石发现我军不断向山东增兵，先是判断我军要攻打徐州，后来又判断我军要攻打济南，于是他制定了一个投入27万兵力的会战计划，要在兖州、济南之间和我军主力展开一场大型会战。
在另一边，粟裕经过和中央的反复讨论，确定了“攻济打援”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在于：我军要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用比较多的兵力负责打援；在确保攻克济南的同时，寻求歼灭敌人援军一部，最好能将邱清泉的第5军一举消灭。
在过去的时间里，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我军作战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放某地，而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思想指引我军获得了无数的胜利，但毕竟有些无奈在其中，我军不可能只歼敌，不掠地。如今，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已经能够在华东战场占据优势地位了，所以，中央和粟裕在这次济南战役的规划中及时调整了思路，既要拿下济南，又要打击援军，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粟裕指出，这是一种新条件下的“新战法”。
对于这个“新战法”，一些高级指挥员在开始时并没有全部理解和接受，在讨论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大家不断强调同一个问题：“攻济和打援，到底哪个才是重点？”“如何保证兵力的重点分配？”有人说：“既然济南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攻克济南，那么，就该把主力部队放到攻城上，对于打援则不必投入那么多的兵力。”
据《粟裕传》记载，当时担任攻济作战指挥的许世友将军就极力主张，应该把重点放到攻城上来。
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思路，领会中央精神，粟裕在曲阜作战会议上向大家多次解释济南战役的重要性和可能面临的艰苦程度，并指出，打援和攻济并不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而是辩证关系，确保阻击援军才能为攻济争取时间。
正如中央强调的那样，这次济南战役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援军还有很远，我们已经攻下了济南；第二，援军很近了，我们才攻下济南；第三，援军已经逼近了，我们还没有打下来济南。我们必须争取第一种、第二种可能，避免第三种可能。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毛主席也亲自出面进行了思想工作，他给许世友发电报说：这次作战的目的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军。但是，我们在兵力的部署上，却不应该用多数兵力攻打济南，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抵挡不住敌人的援军，无法歼其一部，进而便不能为攻打济南争取时间，这样攻济便无法成功。
在毛主席和粟裕的解释下，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做出了以参战兵力44%用于攻济，56%用于打援的部署，实际上把兵力的重心放到了打援战场。
粟裕在打援战场上，采取了“夹运（河）而阵”的部署，将18万部队分成4道防线，部署在了运河两岸，扼住了敌人援军北上的咽喉。杜聿明扬言要沿津浦路北上，暗地里却跟随着粟裕的指挥棒，沿着运河北进，如果他的兵团大胆前进，正好落入粟裕为他设好的战场。
得知我军有强大的打援兵团在严阵以待，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不由想起了不久前豫东战场上被全歼的区寿年兵团，虽然蒋介石一再命令他们全力向北，他们依旧迟迟不敢前进，每天只是象征性地前进一二十华里，既能给老头子一个交代，又能避免和华野打援部队交战。
我军打援集团虽然没能按照事前部署，歼灭敌人援军一部，但成功确保了攻济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解放济南，算是争取到了战前毛主席提出的最好的那种可能性：援军还有很远，我们已经攻下了济南。
后来，有人因为看到我军的打援集团没有投入战斗，就把攻济和打援分开讨论，错误地认为，济南战役只有攻打济南一个部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试想，如果没有这个提前设置好的打援集团，打和不打的主动权就会落到敌人的手里，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作为一代名将，粟裕在济南战役还处在巷战阶段的时候，就向军委提出了继续采取“攻济打援”战法，南下夺取两淮、海洲、连云港等地，这个战役的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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